新基進筆記 Radical Notes

 孔恩《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臺灣翻譯的第三版，也算是此書的五十週年紀念版，於2017年在遠流出版社出版，2019進入第二刷。作為原翻譯人之一的我，到了最近才知道此書的出版，也才瞭解，原書的台譯第二版，在幾年前大概就已經絕版。 本來，20世紀後半期的經典著作《科學革命的結構》（後簡稱《結構》），在五六十年後的台灣出了翻譯第三版，當然是件好事。這個翻譯新版還加了一篇Ian Hacking 為原書五十週年紀念版(2012)所寫的新導讀 “Introductory Essay”，王道還翻譯，未讀過原文的朋友自然值得一讀。但對於此書原譯者之一的我來說，卻是感覺複雜。首先，這個台譯第三版，除了加入一篇新的名家導讀外，也刪修了一些原文的翻譯與譯註，而我這個原譯者卻完全未被通知與商榷。其二，在新導讀之後，第三版附帶了我在35年前所寫的導論「科學的哲學發展史中的孔恩」一文，但也完全沒有問我是否要 update 該文。35年前我尚未拿到博士學位時就寫成了此文，而今天我已經是陽明的榮譽教授，這個第三版還刊出我的這篇舊文，好像我對這本經典的導讀與解說，仍然被迫停留在35年的過去，讓人感到相當不愉快。 經過詢問，這個結果是遠流此書的曾責任編輯與王總校定（亦為翻譯者之一）二人自做主張的結果，而此第三版到今年已經進入二刷。遠流曾編輯除了道歉與承認疏失外，也只能答應說在下一刷時讓我對那篇舊導論進行修訂而已。只是我不能理解，為何一個台灣知名的出版社如遠流，在翻譯書出版事業上能夠如此的輕忽。 回想35年前《結構》臺譯的第一版在允晨出版，總校定與譯者之間就有溝通的問題。當年我仍然在紐約哥大準備完成博士論文，而總校定在台灣，或許因為聯絡困難，所以許多譯文的改動，並沒有與原譯者我協商，有這樣的缺失，當年或許還猶有可說。今天大家都在台灣，溝通科技的容易度比起當年不知好多少倍，而我對孔恩與《結構》的理解、對學術英文的翻譯能力也比當年要精進很多，但遠流在編輯與校定第三版時（基本上是對台譯第二版的校刪），他們的權威立場仍然不變，是徹底的忽略譯者，忽略導論的作者，甚至我也要到第三版出版三年後，才偶然知道這個再版的消息。因為當年第一版我的翻譯被輕忽地處理，所以後來我對《結構》這台譯本，並不熱心，而且在研究所裡都鼓勵研究生讀原文，最起碼也要中英

近來參加了一個跨世代論壇，主題是近三十年臺灣學運史的沈澱。從解嚴以來，我從未是學生運動的一員，但卻有幸獲邀發言，表示主辦單位對學運二字的寬廣視野。現在我想稍微改變一下主題，聚焦來談談我在那場論壇的發言、還有事後的一點感想。我想談的是解嚴一代（大略從1985到1995）學運史中比較少被討論的「教授運動史」的三十多年沈澱。我從1986年解嚴前不久開始在大學教書，其中大約有十年比較在街頭與報章雜誌上做抗議與批判的工作，而轉眼今天已經是退休教授，是可以回顧一下這三十多年來的沈澱了。 從解嚴時在《自立早報》和朋友合作專欄開始，曾想在基進與邊緣戰鬥等立場下，打出一條知識分子在社會與思想上的出路，但後來似乎並不成功，去年我曾經在《臺灣理論關鍵詞》中寫了「基進2.0」的短文來作點比較理論性的思考，現在我則想比較歷史性的來觀察一些沈澱。 其實，今天我們若要談解嚴一代的學運沈澱，大家容易想到的就是幾個歷史分期下的學生運動，這很自然，當年參與學運的同學很多，而且敢做敢衝，所以若看今朝的廟堂之上，許多國之大員，很容易就可以數到許多曾是當年哪些學運中的成員，甚至，若從臺灣解嚴後的民主運動史來看，現在也都流行以某些學運的代表花卉來作，如野百合、太陽花等。反之，若是看當初曾在街頭或報章活躍的基進／激進教授們，今天留下的沈澱與痕跡又有哪些呢？若只看各類國家機器裡，還有考試監察等委員，雖然有他們駐足的痕跡，包括幾位曾做到部長級的大員，但是這些是否就是當年那些基進教授們的主要成果？我想不必然。 美國保守派作者 Roger Kimball，曾在上世紀九零年代初寫過一本頗具震撼力的書 Tenured Radicals, 主要描述六七零年代的社會批判青年，到了八零年代不少人紛紛進入美國著名學府，成為難以撼動的永久教授，掌握學界門檻，建構據說是以政治為主導的學院文化，包括他認為是瘋狂的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雖然意義與內容很不一樣，我不禁也回想，是否解嚴一代的基進教授們，有不少後來也成為臺灣各學界的批判砥柱呢？不同於臺灣下一兩代的教授們因為大學法有六年條款，不再自動成為永久教授，又有SCI等各種 “I” 的要求束縛，解嚴一代的基進教授們大都無此束縛，當年又碰到臺灣教改與高等教育的擴張期，所以在行動與思想上都相對自由，還善於組織社運中教授團體或基金會，比較明顯的有（後期）澄社、臺教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