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參加了一個跨世代論壇，主題是近三十年臺灣學運史的沈澱。從解嚴以來，我從未是學生運動的一員，但卻有幸獲邀發言，表示主辦單位對學運二字的寬廣視野。現在我想稍微改變一下主題，聚焦來談談我在那場論壇的發言、還有事後的一點感想。我想談的是解嚴一代（大略從1985到1995）學運史中比較少被討論的「教授運動史」的三十多年沈澱。我從1986年解嚴前不久開始在大學教書，其中大約有十年比較在街頭與報章雜誌上做抗議與批判的工作，而轉眼今天已經是退休教授，是可以回顧一下這三十多年來的沈澱了。
從解嚴時在《自立早報》和朋友合作專欄開始，曾想在基進與邊緣戰鬥等立場下，打出一條知識分子在社會與思想上的出路，但後來似乎並不成功，去年我曾經在《臺灣理論關鍵詞》中寫了「基進2.0」的短文來作點比較理論性的思考，現在我則想比較歷史性的來觀察一些沈澱。
其實，今天我們若要談解嚴一代的學運沈澱，大家容易想到的就是幾個歷史分期下的學生運動，這很自然，當年參與學運的同學很多，而且敢做敢衝，所以若看今朝的廟堂之上，許多國之大員，很容易就可以數到許多曾是當年哪些學運中的成員，甚至，若從臺灣解嚴後的民主運動史來看，現在也都流行以某些學運的代表花卉來作，如野百合、太陽花等。反之，若是看當初曾在街頭或報章活躍的基進／激進教授們，今天留下的沈澱與痕跡又有哪些呢？若只看各類國家機器裡，還有考試監察等委員，雖然有他們駐足的痕跡，包括幾位曾做到部長級的大員，但是這些是否就是當年那些基進教授們的主要成果？我想不必然。
美國保守派作者 Roger Kimball，曾在上世紀九零年代初寫過一本頗具震撼力的書 Tenured Radicals, 主要描述六七零年代的社會批判青年，到了八零年代不少人紛紛進入美國著名學府，成為難以撼動的永久教授，掌握學界門檻，建構據說是以政治為主導的學院文化，包括他認為是瘋狂的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雖然意義與內容很不一樣，我不禁也回想，是否解嚴一代的基進教授們，有不少後來也成為臺灣各學界的批判砥柱呢？不同於臺灣下一兩代的教授們因為大學法有六年條款，不再自動成為永久教授，又有SCI等各種 “I” 的要求束縛，解嚴一代的基進教授們大都無此束縛，當年又碰到臺灣教改與高等教育的擴張期，所以在行動與思想上都相對自由，還善於組織社運中教授團體或基金會，比較明顯的有（後期）澄社、臺教會、女學會、人本教育、醫界聯盟等，以及一些冠以「臺灣」之名的活躍學會與期刊組織（如台社、台灣社會學等）。而到了今天，這個解嚴一代的基進教授群，不是已經退休，就是大學裡的資深教授，不少人都做過學院院長，少數人更走過校長之路，但是，除了一些個人式的立德立功、或著作等身立言外，有什麼更可以觀察的學界現象或潮流呢？
因身居人文社會科學界，一種觀察方式可以是，解嚴前後有哪些比較具批判性的研究潮流發展出來？我看到的大略而言有：性別研究、文化研究、台灣社會研究、臺灣史、台灣文學研究、原住民研究、城鄉研究、同志酷兒研究、還有比較後起的如科技與社會研究等。這些新潮流，有的呈現在科技部學門分類的次學門，有的則以新成立的所系乃至新學術期刊的形式出現，而這些潮流的研究成果往往也成為學界與社會上頗受注目的對象，那些新成立的所系，也多少成為當年一些學生運動者進入學院後（如果不是政界、藝術文字創作或其他）的駐足單位。不過當然，沈澱地來說，臺灣的“tenured radicals”世代，力道仍然很不足，仍然有很多值得努力的地方。許多當年的基進教授，在成為資深教授後，有學界的責任要負，有各類計畫經費要爭取，還得應付教育界裡的前後撲來的評鑑、以及科技部與教育部長年習慣以公司管理的模式來形塑大學的新管理文化。那是一個不很友善的文化，甚至，解嚴一代所推動出來的基進學術潮流，可能未來還將碰上青黃不接的繼承困境，從近年來有批判意識的年輕人畏於進入學界、或不願出國深造的趨勢，就多少可以看出來。
也不同於美國的永久教授可以真正永久，臺灣這一個基進世代很多人都已退休、延退或幾年內會退休。除了要面對臺灣對退休者或隱或顯的歧視、以及年金的縮水外，如何善用這一世代豐富的社會經驗、相對成熟的學術功夫，並拾起當年解嚴之初大家彼此合作與連線的智慧，一起來面對比當初解嚴時更複雜嚴峻的臺灣內外情勢，大概是我們解嚴一代基進教授目前比較大的挑戰吧。
回到跨世代論壇我的發言之後，有年輕教授朋友以一張當年我也參與的批判論壇照片相贈。雖然已經忘了那個論壇的主旨、確切年代與地點，但與我同台者都是熟面孔，主題也是當年熟悉的「誰在說謊」，故謹以此不知何年何地的照片紀念這個三十多年的沈澱。
傅大為 202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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