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基進筆記 Radical Notes

 孔恩《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臺灣翻譯的第三版，也算是此書的五十週年紀念版，於2017年在遠流出版社出版，2019進入第二刷。作為原翻譯人之一的我，到了最近才知道此書的出版，也才瞭解，原書的台譯第二版，在幾年前大概就已經絕版。 本來，20世紀後半期的經典著作《科學革命的結構》（後簡稱《結構》），在五六十年後的台灣出了翻譯第三版，當然是件好事。這個翻譯新版還加了一篇Ian Hacking 為原書五十週年紀念版(2012)所寫的新導讀 “Introductory Essay”，王道還翻譯，未讀過原文的朋友自然值得一讀。但對於此書原譯者之一的我來說，卻是感覺複雜。首先，這個台譯第三版，除了加入一篇新的名家導讀外，也刪修了一些原文的翻譯與譯註，而我這個原譯者卻完全未被通知與商榷。其二，在新導讀之後，第三版附帶了我在35年前所寫的導論「科學的哲學發展史中的孔恩」一文，但也完全沒有問我是否要 update 該文。35年前我尚未拿到博士學位時就寫成了此文，而今天我已經是陽明的榮譽教授，這個第三版還刊出我的這篇舊文，好像我對這本經典的導讀與解說，仍然被迫停留在35年的過去，讓人感到相當不愉快。 經過詢問，這個結果是遠流此書的曾責任編輯與王總校定（亦為翻譯者之一）二人自做主張的結果，而此第三版到今年已經進入二刷。遠流曾編輯除了道歉與承認疏失外，也只能答應說在下一刷時讓我對那篇舊導論進行修訂而已。只是我不能理解，為何一個台灣知名的出版社如遠流，在翻譯書出版事業上能夠如此的輕忽。 回想35年前《結構》臺譯的第一版在允晨出版，總校定與譯者之間就有溝通的問題。當年我仍然在紐約哥大準備完成博士論文，而總校定在台灣，或許因為聯絡困難，所以許多譯文的改動，並沒有與原譯者我協商，有這樣的缺失，當年或許還猶有可說。今天大家都在台灣，溝通科技的容易度比起當年不知好多少倍，而我對孔恩與《結構》的理解、對學術英文的翻譯能力也比當年要精進很多，但遠流在編輯與校定第三版時（基本上是對台譯第二版的校刪），他們的權威立場仍然不變，是徹底的忽略譯者，忽略導論的作者，甚至我也要到第三版出版三年後，才偶然知道這個再版的消息。因為當年第一版我的翻譯被輕忽地處理，所以後來我對《結構》這台譯本，並不熱心，而且在研究所裡都鼓勵研究生讀原文，最起碼也要中英

近來參加了一個跨世代論壇，主題是近三十年臺灣學運史的沈澱。從解嚴以來，我從未是學生運動的一員，但卻有幸獲邀發言，表示主辦單位對學運二字的寬廣視野。現在我想稍微改變一下主題，聚焦來談談我在那場論壇的發言、還有事後的一點感想。我想談的是解嚴一代（大略從1985到1995）學運史中比較少被討論的「教授運動史」的三十多年沈澱。我從1986年解嚴前不久開始在大學教書，其中大約有十年比較在街頭與報章雜誌上做抗議與批判的工作，而轉眼今天已經是退休教授，是可以回顧一下這三十多年來的沈澱了。 從解嚴時在《自立早報》和朋友合作專欄開始，曾想在基進與邊緣戰鬥等立場下，打出一條知識分子在社會與思想上的出路，但後來似乎並不成功，去年我曾經在《臺灣理論關鍵詞》中寫了「基進2.0」的短文來作點比較理論性的思考，現在我則想比較歷史性的來觀察一些沈澱。 其實，今天我們若要談解嚴一代的學運沈澱，大家容易想到的就是幾個歷史分期下的學生運動，這很自然，當年參與學運的同學很多，而且敢做敢衝，所以若看今朝的廟堂之上，許多國之大員，很容易就可以數到許多曾是當年哪些學運中的成員，甚至，若從臺灣解嚴後的民主運動史來看，現在也都流行以某些學運的代表花卉來作，如野百合、太陽花等。反之，若是看當初曾在街頭或報章活躍的基進／激進教授們，今天留下的沈澱與痕跡又有哪些呢？若只看各類國家機器裡，還有考試監察等委員，雖然有他們駐足的痕跡，包括幾位曾做到部長級的大員，但是這些是否就是當年那些基進教授們的主要成果？我想不必然。 美國保守派作者 Roger Kimball，曾在上世紀九零年代初寫過一本頗具震撼力的書 Tenured Radicals, 主要描述六七零年代的社會批判青年，到了八零年代不少人紛紛進入美國著名學府，成為難以撼動的永久教授，掌握學界門檻，建構據說是以政治為主導的學院文化，包括他認為是瘋狂的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雖然意義與內容很不一樣，我不禁也回想，是否解嚴一代的基進教授們，有不少後來也成為臺灣各學界的批判砥柱呢？不同於臺灣下一兩代的教授們因為大學法有六年條款，不再自動成為永久教授，又有SCI等各種 “I” 的要求束縛，解嚴一代的基進教授們大都無此束縛，當年又碰到臺灣教改與高等教育的擴張期，所以在行動與思想上都相對自由，還善於組織社運中教授團體或基金會，比較明顯的有（後期）澄社、臺教會、

2019 年 5 月 22 號在我成大討論過 《STS 的緣起與多重建構：橫看近代科學的一種編織與打造》 （簡稱《橫看》 ） 一書後，洪靖、秀雲、還有宏彬都提了一些很有趣的問題，後來則在 FB 上有些後續的討論，比較集中在「當 STS 與孔恩《結構》分家後，STS 如何能重新吸引各方面的新朋友對 STS 產生興趣及進而加入？」這個問題上。我想或許可以把 FB 後續討論的一些文字，整理後在 studylist 上能夠轉貼出來，讓更多的朋友能夠看看，或許有些參考的價值。 傅大為： 其實，若從當年清華歷史所科技史 STS 組的經驗來看，許多同學都有理工乃至生物的背景，所以孔恩的《結構》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入門書，吸引新朋友或年輕人加入科技史或 STS 來，那如果 STS 與孔恩《結構》「分家」後，是不是 STS 就缺乏了吸引新生的入門書了？何況，當年我自己從孔恩的《結構》轉移到 STS，覺得很順利，這其實是我自己在臺灣歷史因緣下的「拼裝」，與當年在英國 STS 的緣起過程頗不一樣（見我的《橫看》一書），一些清華畢業的同學也多少覺得，這個拼裝很自然，又是為什麼？ 昨天的評論人洪靖還提到一點，因為後來時間來不及，我沒有回應，現在借這裡來說一說。洪靖問，為何許多 STS 人後來回頭來懷念與回顧孔恩？STS 人（以 SSK 學派為主，其他學派則不太理孔恩，如 ANT）回顧孔恩，分幾個階段，我在書中都有處理。第一個是有些 STS 人也接受了我說的 STS 俗民史的敘事（我特別提到 Daston, Sismondo, Golinski, Law 等人的說法，見第二章），但那個敘事問題很大，我一一反駁。第二個階段是孔恩過世那一兩年，但我也分析了 SSK 人的紀念文的語調，並解釋為何他們沒有對 M. Douglas, M. Hesse 等人也集體寫回顧文，見第二章頁 92 註腳 7。第三個階段則是《結構》出版 50 年的紀念，世界上的學者紀念孔恩的人太多了，SSK 人只佔一小部份，所以並不顯著，畢竟，學界幾乎每個人都曾讀過《結構》，都可以說幾句話。 洪靖： 很高興傅老師沒有漏掉這個提問。書中確實對這些 STSers/SSkers 的「追認孔恩」做出許多細緻反駁，我也被說服應該請孔恩離開國父之位。我的好奇主要是：他們「為何」（for what）追認孔恩？書中提到，Latour 忽視或略過 SS

  從新橋譯叢到東方主義 最近因為一些因素，重新研讀與處理了一點 _Orientalism_ (1978)的議題，更深深感覺到這個主題以及薩伊德的不簡單。同時，我也想到當年我參與翻譯孔恩《科學革命的結構》(1985)的時代，是來自新光吳氏基金會所支持的「新橋譯叢」。當年我翻譯孔恩那本經典時，我正在美國作博士研究生。當時透過幾位余英時的學生如康樂等的發起，編輯群的組成似乎是以學（中國）歷史的留美臺灣研究生為主，找的譯者則常是美國東海岸名校的台灣留學生，選的書則通常都已是人文社會領域的經典，當這些譯者們學成回台任教之後，通常是教學與研究兩頭燒，我的印象就是他們就很少再譯書了。 我最近的小困惑是，為何當年新橋的譯書名單中很少如Edward Said, Foucault, 還有一些後結構主義者的經典？傅科的中文翻譯，後來常被中國的譯者所完成，譯的好壞先不論。薩伊德的幾本經典，海峽兩岸的譯者都有翻譯，我後來忝為《東方主義》台譯本（立緒）的校定者之一，但在校定的時間上，已經是1999左右了。所以，我反而好奇的是，在八零年代初期發起的「新橋譯叢」，究竟是個甚麼時代？這個新橋譯叢的成果，按照近年來的統計，透過它所翻譯的41本書，韋伯(M.Weber)的著作就佔了13本，另外則點綴了一些五六零年代甚至更早的名著，作者則包括了T.Kuhn, B.Moore, K.Polanyi, C.M.Cipolla, L.Dumont, M.Mauss, B.Malinowski等人。從這樣的名單看來，真的是相當「古典」！之前我還不清楚，我當年參與的譯叢是這樣的一個視野。當年我在哥大讀哲學系，當然以分析哲學為主，但我也常去社會系、歷史系、甚至到New School of Social Research聽課或修課，但我竟然不知道那時也在哥大教書的薩伊德。我1986年回台灣清華教書，需要告解的是，我花不少時間所研讀的傅科與薩伊德，都是在我回國之後才開始的。當年在清華的頭幾年，我和中國思想史家錢新祖頗好，是他幾乎一天到晚提傅科與德希達，才引起我當時的注意與研讀，當然部分也因為傅科的思想與我熟知的科學史有相當的關係。 我不禁想，像我這樣對文化批判與後結構主義的遲鈍與後知後覺，是正常的嗎？我回台教書的第一年，《當代》月刊也創刊了(1986)，第一期的專輯就是傅科，第四期的專輯是德希達（第二、三期專輯都是「反

  序孔恩的台灣評論集 清大歷史所傅大為 從1985年孔恩「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的台譯本（新橋譯叢）在台灣發行後， 至今已經超過15年了。在這之中，此譯書不斷地再版，後來授權有問題則乾脆 以影印本取代，到後來取得芝加哥大學出版社的正式授權，乃至由遠流重新出版， 其中波折甚多，但國內的需求則從未間斷過。除此之外，國內的科學史與科學 哲學界、社會學或甚至廣義的社會科學界、科學教育界、乃至科學界本身，對 此書的興趣與研究，也可說不絕如縷。在孔恩過世之後，東海大學社會系與 中研院社會所的「台灣社會學研究」期刊，還主辦了一個孔恩的紀念研討會， 其中的文字，後來分別刊登在 「台灣社會學研究」與「當代」的兩個專題中。 顯而可見， 這 20年來，雖然「後─孔恩」的 science studies（科技研究） 已經有大幅度的新發展， 但是對孔恩的古＼經典性思考，還有他在「科學 革命」一書以後的新觀點，如他的「分類樹結構」理論等，國內學界都仍然 保持著高度的興趣。 雖然有高度的興趣，但是這十幾二十年來，台灣學界對孔恩思想的研究、闡發或 批評的成果究竟如何？就我所知，至今台灣學者在國際期刊或專集上，針對孔恩 而作的研究，大概只有三、四篇。但是對於英文論文，國內一般讀者的接受度 當然不大，至於其經典作「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的台譯本本身，翻譯善惡如何， 當初還引起一點爭論，也不容易有定論。但是，英文論文外，台灣學者的中文 論文、還有碩博士論文等，無論是專研孔恩思想本身、或是以孔恩的一個概念而 大加發揮者，在我們簡單地搜尋後，發現論文數量不但很多，而且是驚人的多。 這種論文集中在島內諸學界的現象，十分有趣。就我比較熟悉的相關學界， 如科史、科哲、科教、與社會學這幾個比較專業地來研究孔恩思想的學門而言， 過去倒是有起碼的聯繫與交流，而本評論集中所收的論文，主要也是從這幾個 學門中來的。這幾個學門，也對照呼應了孔恩在美國學術界中比較有交流與 聯繫的那些學術領域。但是，孔恩思想的美國網絡，不一定要在台灣的學術網絡中 作相對應地複製。令人覺得很有趣的，我發現，在台灣的一些其他我不熟習的 領域中，卻也有相當多使用「孔恩式概念」的論文。我現在就粗略描述一下那些 領域中的「孔恩現象」。 大致上，我是透過對論文標題還有發表刊物性質的考慮，作了個審慎保守的估計。 時間範圍是最近的十年。在前面提過的科史、科哲、科

  誰是台灣的民主先生？ 李登輝先生過世了，小英總統還令全國公家機關與學校下半旗，真令人驚訝。這不得不令我回想起近三十年前我常在台北街頭行走的日子，在那個時代，李登輝對我們許多在反對運動中的朋友而言，是個什麼形象呢？我可以理解，今天李登輝的形象已經國際化，民進黨當然不能放過這個可宣傳的機會，但是如何讓臺灣的年輕人能夠理解這位過去的李登輝、也藉此來瞭解到臺灣當代的民主是怎麼走過來的呢？也曾走過那個狂飆時代的我，感到有些責任要來寫幾句話。雖然，人死為大，我不想在此藉機對他大肆批評，但這幾天我看到媒體所說的話，都只是那個時代廟堂或宮廷裡的事情而已。我在這裡要提供另一面的故事。 事情可以從 1988 年 5 月 20 日農民運動開始說。那是蔣經國解嚴之後更讓臺灣社運爆發的重要時刻。而從 1988 年到 1993 年郝柏村辭行政院長這段日子，也是李登輝從繼任總統、廟堂鬥爭到國民黨主流派全面掌權的日子。社會上的反對運動與國民黨內部的發展與政爭，是兩條平行的路線，我下面分開來按時間羅列，可以簡單對照的看。我的基本問題是，這兩條路線的關係是什麼？是哪一條影響了哪一條路線？我先從社會運動的幾件大事開始，有趣的是，往往都與 520 有關。而李登輝的兩次宣誓成為總統 (1990, 1996) ，按照慣例，十分諷刺，也都是 520 。 震驚全台的 520 農民運動後，更刺激各種社會運動，包括了清交兩校教授們聯手到雲林二崙實驗調查所謂的「石頭預謀」，後來還促發了藝術界的劇場、繪畫、攝影等新面向。 1989 年四月，鄭南榕為臺灣百分百的言論自由，抗拒侯友宜等警察抓人而自焚。 1990 年三月，順著臺灣各界抗議老賊們「山中傳奇」的風潮而起的野百合學運，導致李總統的接見。到了 520 ，民間組反對軍人組閣運動（同年六四中國天安門事件與屠殺）。 1991 年 5 月 9 日獨台案事件，清華師生們坐校車到調查局北市調處抗議。 5 月 15 日全台學生代表夜宿台北火車站， 520 知識界反政治迫害大遊行，同年九月 100 行動聯盟成立，要廢止刑法一百條。 1992 年五月，刑法一百條修正案通過。 1992 年年底，是立法院在戰後的第一次全面改選，民進黨得票 31.03% ，國民黨則得票 53.02% ，仍是立法院的多數黨 (161 席得約 95 席 ) 。但在習慣多年掌大權的國民黨而言，這個

從今天開始，臺灣口罩實名制的新發展，每個健保藥局發配的口罩從兩百增到四百片，雖然許多藥局已經表示為發配口罩而精疲力竭，立委為之請命要補貼等，但是對一般民眾口罩缺乏的問題，似乎已經告一段落？我們再看在實作上會如何發展。 回到「口罩之亂」的議題。我在studylist 12/Feb. 「如何分辨飛沫傳染與空氣傳擾」的po文裡，曾經問「到底是誰在搶口罩？」最近我看到，一些醫學研究者與有疾病管制經驗的醫療專業者，談到口罩之亂，仍然都指的是一般民眾之亂，排長龍買或搶口罩等。但是這些專家們，究竟瞭解了多少民眾苦排長隊買口罩的實作呢？在實名制實施之前，大家買不到口罩而驚慌，熟令致之？似乎很少醫療專家或政府對於所謂四大超商的通路做檢討，網路上其實也有一些 民眾自己做調查 的經驗可參考，我們看到專家的指責，往往就是民眾不理解、知識不足所致，但這是標準的STS長期批評的專家瞭解民眾的「欠缺模式」。到了實名制實施，到底口罩有多重要，在何時需要戴，其實連醫療專家們自己都沒有一致的意見（見前12/Feb.的po文），何況，若檢討起民眾為何每星期只有兩片口罩的問題，其實在分配給民眾之外的口罩，除了給醫療院所外，還有很多口罩政府並沒有說明到底是如何分配給其他人的（一直到上星期才開始說會分給司機運將獨居老人等）。或許有些人並不覺得買口罩有何難，為何排隊或驚慌？但根據我一點有限的經驗與問朋友，排隊買口罩的人，大多是婦女與年長者，故而是增加她們的負擔，也是明顯的性別議題。而如果自己沒有排隊買口罩、到處找超商而買不到口罩的經驗，我想是沒什麼資格說民眾「何必驚慌」的。 從口罩的議題，再接續談一下關於臺灣疫情指揮中心我的一點觀察。這兩三個星期裡，指揮中心及其相關的幕僚作業，似乎基本上都是醫療專家，在疫情緊急的環境與說法下，這些專家擁有非常大的權力。之前關於指揮中心是否需要/可以掩蓋武漢包機台商的隔離地點的問題，裕峰曾有質疑，說這些要討論與溝通，但是似乎沒有。關於分配民眾口罩的議題，從四大超商到實名制，包括禁止口罩出口與進口販賣等議題，也是指揮中心說了算，似乎沒有看到事前討論，只有事後經過有力人士反映後的勉強修訂。我這幾天好奇，STS 朋友過去不是對於科技專家壟斷決定權很有意見嗎？比起一般科技爭議中對專家的質疑，是否我們一旦碰到了「疫情緊急」這四個字，就對醫療專家沒有聲音了？我不知道STS

昨天是台灣沒有本土案例滿28天的日子，指揮中心說這顯示台灣已經沒有社區感染的危險了。似乎，Covid-19對臺灣威脅的第一波，已經逐漸減退，母親節臺灣遊人與餐館的四處大爆發，可見民心的一般。但其實，這裡也是個 pandemic 臺灣場中場檢討的好時機，我們從指揮中心(6/May)回應外媒的檢討開始好了，見下面裕峰文的網址。 不比指揮中心每天記者會中年輕記者們問的靦腆小問題，外媒問了比較大的問題（當然已經先告知中心了）。但嚴格而言，不是單純問是否有錯，而再加一句緩衝「或者是否有覺得做得不夠好可以再改進的地方」？所以其實陳時中的回應主要也是對後面更客氣的問題而言。第一個「覺得做得不夠好」的地方是。。。第二個「失算」的地方是（很像諸葛亮的口吻）。。。第三個「事件」是（也沒說錯誤失算等）。。。簡單而言，與其說這是防疫的「三大錯誤！」（新頭殼的聳動標題），它更像科技部計畫的結案報告中，例行檢討與可以再改進的三個地方。當然，就我們的護國院長說「整個團隊不過幾個人」而已，何能苛責？等下半場開始時，希望國家能夠提供更多的助理、經費與儀器吧。 但不論如何，對指揮中心而言，這已經是很難得的承認了──雖然承認的很少、而且還語多保留。回顧百日以來在指揮中心的記者會，曾有個記者問說，為何我們不能讓更多的人來記者會提問？陳時中溫和的回嗆說，那我們可能要到體育館去開記者會了，目前各家媒體都在，防疫溝通應該沒有問題。但溝通真的沒有問題嗎？指揮中心應該列出，這百日來，指揮中心曾採納了「不過幾個人的團隊」之外的幾樣重要意見？即使一些公衛專家，我聽說也是要想盡辦法透過管道，才能夠上達天聽，遑論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者們了，我只能看到他們零星地在雜誌報章上發表文章，目前則紛紛計畫推出一些期刊專輯，要在自己學界的小圈子裡反思Covid-19防疫。裕峰說指揮中心是台灣的佛系防疫，不是沒有道理。之前list 上有朋友說，如同之前 SARS防疫一樣，這次的防疫，基本上是（感控）醫師們在主導，公衛體系被隔絕在外面，或只能上電視談話性節目。 回到指揮中心的那個三個「可以做的更好」的案例。口罩之亂，我們 list 之前已經討論很多了，誰都知道那不是「無知民眾」的問題。第二個歐美境管的問題。雖然 list 上沒有專文討論，但各種討論時常常帶到，且不只是

  對海軍磐石艦疫情管控問題之討論 海軍磐石油彈補給艦與檢疫相關的基本配備 (wiki 等資料 ) ：官兵基本載量 165 人，內附野戰醫院， 3 病房、 15 病床，並有負壓隔離病房、 X 光機。甲板及機庫可各停放 33 噸大型直昇機，可垂直整補。磐石艦滿載吃水量 2 萬噸，是臺灣海軍目前噸位最大的軍艦。   本文企圖討論的基本問題：這次磐石艦 Covid-19 染疫，四月 15 日磐石艦 377 人下船回家，結果 18 日發生三個確診病例，當天指揮中心急召回敦睦艦隊共 744 人回營集中檢疫，全台幾個醫學中心在緊急檢驗之下，隔天發現磐石艦確診增加 21 人。為什麼在磐石艦下船放假前，磐石艦的醫官、敦睦艦隊的支隊醫療小組（磐石艦有三位醫官、另兩艦各一位醫官）、艦指部的聯檢小組等，不覺得有何異樣或風險，把官兵全放下船放假？在三月 15 號離開帛琉之後的一個月中，磐石艦不能先行發現病毒感染，並進行隔離與其他措施？ 其實，這次敦睦艦隊在世界疫情大流行中出訪，對於防疫措施不可謂沒有用心準備。茲列數項（按國防部事後檢討的書面報告）：口罩一人一天一片共備 45 天三萬四千個（按此次行程共 37 天）、 600 套隔離衣、船艙換氣及消毒每天兩次，並分批分時用餐。每日量體溫三次，另出發前每人施打流感疫苗。艦隊 3 月 5 日出港前，官兵就已經登艦報到，艦上自主管理 14 天，雖然 228 連假放假下船，但官兵長期在船艦上 (37+11 天 ) 的確辛苦。不過，這次敦睦艦隊磐石號載官兵 377 人，顯然遠超過原來的設計 ( 若 wiki 正確 ) ，也大幅增加防疫的困難度與仔細度，自然是個問題。（目前筆者不知道支隊醫療小組醫官們的經驗、專科與資歷如何，據說磐石艦醫官是中尉，而三位醫官中兩位出自陸軍）   即使磐石艦的設備先進完備，但在海上與國內的通訊（包括醫療相關資訊）並不流暢，也有保密的問題。根據國防部報告，三月 18 日及 27 日，敦睦艦隊海上得知原本欲訪問的國家疫情狀況，故臨時取消兩地的訪問。而臺灣 CDC 在四月 3 日發佈嗅覺異常為染疫的新徵狀，但艦指部於四月 9 日才電郵通知艦隊（基本已經進港），且艦隊醫師並未回溯官兵是否有此徵狀，而上船的聯檢小組也未將之列入個人填寫的健康聲明中。以上

 大家好，最近開車時聽 U-tube 夏佛(S. Schaffer)的演講 "Newton on the beach"(2008)，結果是出人意表之外，除了相當精采外，還讓我們對牛頓的經典《數學原理》有更具歷史深度的理解。相當有收穫，想在 studylist 上簡單介紹一下。 這個演講是 2008年史丹佛的 Harry Camp Memorial Lecture. U-tube 上很容易收尋到（還有許多的圖片與講後的Q&A）。後來以論文的方式在 History of Science Journal (2009) 出版。因為已經超過十年之久，list 上該有些朋友已經知道此講，但我還是忍不住多宣傳一下，並說點感想。 夏佛演講的開頭，由牛頓為人所熟知的比喻開始，說他猶如一位海灘上撿貝殼的小孩，如何如何，大家都該聽過，但夏佛懷疑這個傳說的真實性，因為他認為牛頓不是那麼一位謙虛的人，他的一生，也從未到海邊過。然後導引到牛頓一般給人的印象，是個如隱士般、宅男式地活在自己數學天地裡的天才，最好的例子就是他艱難而抽象的「數學原理」。夏佛進一步否定這個印象，而且特別就以數學原理第三卷 system of the world 為例。 為了證明牛頓的定律與萬有引力，他需要地球許多地方的潮汐數據、需要許多地方對彗星軌跡的觀察、還需要許多地方對單擺長度的測量。所有這些，都不是隱居在劍橋的牛頓所可以知道的。透過哈雷與Cotes的幫忙，牛頓利用17世紀歐洲航海與大西洋三角奴隸航線所能夠收集到的大量資訊（來自歐洲、美洲、非洲等地）。他需要在英國翻遍世界各地收集來的資訊與書籍（包括南中國海），牛頓還要到處送一些精確的望遠鏡給他可信賴的觀察者去觀察彗星。同時他還要去檢查他資料的收集者是否為一可靠的人，還是醉漢、小偷、無賴、迷信者等。所以雖然牛頓幾乎不離開劍橋與倫敦，但透過他的助手、他自己的聯絡，所觸及之處、所收集的資料幾乎達到世界的許多角落。牛頓自己還有他的助手也相信，數學原理特別是第三卷，提到世界各地的觀察與收集到的數字，才是此書真正吸引人、有較大的讀者的部份。這與過去科學史研究或教學，通常比較集中在數學原理第一卷、或頂多到二卷，實在有很大的區別。夏佛這個研究的重

  談一位早逝而優秀的科學史家           （傅大為， 2016/Sep./08 STS email list ） 遠在 1931 年，於倫敦舉行世界科學史大會時，蘇聯的代表團，由資深蘇共布哈林帶隊，在大會中引起很大的注意與迴響，當然大致在史大林之前，蘇聯的聲望在英國的知識界本來就很高。在代表團中，最引起注意的就是當年不到 40 歲的俄國物理學家、科學史與科學哲學家 Boris Hessen ，他是莫斯科大學物理學 Faculty 的院長，當時 Hessen 在大會發表了一篇長文，題目是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Roots of Newton's Principia " ，在該文中， Hessen 拋棄過去把牛頓當作天才來研究的傳統科學史作法，進而去研究牛頓的工作在 17 世紀後半葉英國社會與經濟中的根源與意義。這在把牛頓視為聖人的祖國英國，當然引起很大的震撼與爭議。 當時劍橋的左派大科學家們，如 J.D. Bernal 、李約瑟等人，都深受 Hessen 論文的刺激與影響，但同時， Hessen 的論文也刺激到英國當時一些強調科學思想、強調科學「內在」理路的科學史家或歷史學家，遂紛紛起來要發展一種可以反對 Hessen 科學社會史的新科學史研究，並把 Hessen 的研究打成「粗鄙的」馬克思主義科學史研究。在 Bernal, 李約瑟之後，在即將來臨的冷戰時代大背景下， Hessen 的研究路徑並沒有在英國生根，反而是一種強調在思想與理論上進行「科學革命」的新科學史作法成為主流，而這個主流的精神領袖，就是一般熟知的夸黑 (Alexandre Koyre) 。 與謝平合寫《利維坦與空氣泵浦》的夏佛 (Schaffer) ，曾在基進刊物 Radical Philosophy (1984, no.37) 上寫過一篇在當時英國牛頓（科學史）工業中重新思考 Hessen 的論文，強調 Hessen 絕非普通所說粗俗教條的左派。即使在今天我來重讀 Hessen 的論文，仍覺得其中有趣的論點很多，雖然我對 17 世紀歐洲科學史多少是熟悉的，但仍從 Hessen 的論文學到很多，而該論文所觸及的範圍之廣，幾乎涵蓋了後來牛頓工業所涵蓋的好些部分（當然除了後來精詳的內在史研究之外），而除了馬克思

關於 "radical" 的中文翻譯及其複雜性 大家好， radical 這個字，我在解嚴前後的臺灣，用「基進」二字來翻譯。不同於過去一般的「激進」或「極端」譯法（見我的《基進筆記》 (1990) ）。近年來，老友楊儒賓等建議我再談談 25 年之後對「基進」的回顧。後來這回顧的短篇文字，刊於史書美等編的《臺灣理論關鍵詞》 (2019) 「基進 2.0 」，而五月底政大老友郭力昕也找幾位朋友組了個論壇，來再談談「基進 2.0 」（這個座談，之前在 FB 也曾宣傳過，精彩的文字稿，希望之後能在 FB 披露）。 但這幾天，范瑞鑫同學說，美國哲學大師 Quine （蒯因）在 Word & Object 中所說的 “Radical translation” ，大約該翻譯成「基進翻譯」吧。我當時看了，就覺得很奇怪而不順，為什麼呢？後來我想想，不順的感覺應該來自在很不同脈絡下的同一個字翻譯，不太該譯成一樣的中文。當年解嚴前後，我當然是在一個高度社會性的脈絡下用基進來翻譯 “radical” 一詞，取其對一個社會有個根本性 (fundamental) 的、徹底性的、甚至是本質性 (essential) 的批判立場。所以，基進的翻譯，來自社會範疇，但是蒯因的那一詞，則非來自一般的社會範疇，而是跨文化的兩種語言翻譯的範疇，他描繪的是語言學家在叢林中碰到一個與她自己文化從未接觸過的語言，沒有任何現成的翻譯手冊或語譯者的存在，在這極端的情形下，那位語言學家如何開始建立一個翻譯手冊？所以蒯因 radical translation 的意思，該是「極端翻譯」。這種非社會範疇的情形，在其他領域也有，例如婦產科開刀的手術，有個難度很高的開刀術，叫 radical hysterectomy （簡稱 RH ），我過去在《亞細亞的新身體》書中，跟隨婦產科醫師稱之為「子宮頸癌廣泛性根除手術」。因為不是在社會範疇裡，我們也不宜將之譯成「子宮頸癌基進切除術」吧。 談了點非社會範疇中的 ”radical“ 翻譯，那麼就社會範疇裡，有沒有其他複雜的狀況呢？我想也有。例如，近年來有所謂的 “radical conservative” 一詞。思想家 Hannah Arendt ，就被社會學家 Horowitz 如此稱呼。其實，我不反對將之翻譯成「

電流大戰觀後隨感 看到「電流大戰」(The Current War)這個電影，不禁想起十多年前到處宣傳STS時，T. Hughes 的愛迪生故事一直是我常講的，今天很高興有了這部電影，而且是 Benedict Cumberbatch 來演愛迪生，希望是部不錯的電影，而且不會離STS太遠。看完後，再搜集了點資料，說點隨感。 我們在《科技渴望社會》一書中「美國的電氣化」那一篇，是 Hughes 1979 的論文，雖然精彩，但裡面沒有討論到電流大戰，在該文第二部份討論英瑟爾 (Insull)時，基本上電流大戰已經結束。在美國愛迪生家喻戶曉的盛名下，今天其實知道電流大戰的人不多，後來是因為 Tesla 的傳奇才讓更多人知道此戰，但 Tesla 也非主角。這部電影的編劇 Mike Mitnick 從小對愛迪生耳濡目染，在開始做此電影的檔案研究之前，他發現他竟然從未聽過這場愛迪生輸了的電流大戰，當然，從技術史的角度來說，愛迪生輸了的事可多了，不過那就離題了。 關於電流大戰，一般流行的說法是愛迪生與特斯拉二人之戰，但其實是愛迪生與 George Westinghouse（西屋）二人之戰，這點在電影中把握得很清楚。編劇 Mitnick 花了好幾年研究這個故事，除了各類書籍外，多跑紐澤西的愛迪生檔案館，這個很有趣的研究過程， 見他的訪談 。他也說一般傳說愛迪生虐待特斯拉是很可疑的。 此外，這部片子很好看的部份，就是對西屋一家的仔細描述，我幾乎都不知道，所以很看得享受。西屋出身匹茲堡，Mitnick 也是，那裡到處都是西屋的故事，但歷史上很少寫他，據說他自己不要留名。他對工人很好，今天的週休二日，也始於西屋公司，是個開明而有良心的資本家。而西屋太太 Marguerite Erskine，足智多謀而勇氣十足，是此電影的一個亮點。這部電影不只是兩三個男人間的戰爭而已，兩家的夫人、小孩等，都有些戲，起碼是為了票房。 愛迪生的電燈事業，起於曼哈頓的直流電中央發電廠，我們知道，愛迪生一生反對交流電（直到晚年才承認他錯了），但是為什麼？電影裡面的說法之一，是他認為交流電危險，很容易電死人。電影裡也提供了一個案例（西屋的首席工程師），但是實際上，當年被交流電電死的人更多，特別是電線竿上的聯線師。紐約最大的案例，就是在市政廳旁高電線竿上電死的聯線師，高掛在市政廳委員們的頭上，所以很

STS 海洋中的大白鯨？ 再談 Ludwik Fleck 的 GDSF (1935) 近況 大家好，這學期我開所上的STS導論課，一開始我們閱讀的就是 Ludwik Fleck（佛列克）的 The Genesis and Development of a Scientific Fact (GDSF, 1935, 1979)，雖然我已經約30年未曾讀此書了，但是仍很高興有機會再好好讀它。 佛列克是位生醫方面的實驗科學家，但卻有深厚的人文與社會背景，透過這些背景，他把他曾參與的檢測梅毒血液的 Wassermann Reaction 發現史仔細而深入的討論了一遍。並且用這個案例來反對當年的維也納學派。但邏輯實證論與物理學比較是當年維也納科學思想的主流，所以作為生醫學者的佛列克這本書，並沒有被當年歐洲的相關學者所特別重視，甚至後來很快地就為人所遺忘。但邏輯實證論者如 H.Reichenbach 卻曾注意到此書，在一本書的註腳中偶有一提，而這個註腳被當年正在寫SSR（科學革命的結構）而四處瀏覽的孔恩所瞄到，孔恩就把這本德文書拿來看，如此不可思議的峰迴路轉，佛列克才多少影響了後來的SSR，後來孔恩對人常提這本書的重要，但真正有興趣看的人不多，大概許多人認為看了孔恩的SSR就夠了。到了1979年，科學社會學家莫頓，聯合了德國學者 R. Trenn，還有孔恩本人，才合力翻譯與出版了GDSF的英文版，孔恩寫序（但其中對GDSF也有所保留），這已經是GDSF當初出版後四十多年了。 GDSF出版後的八零年代（同時德文初版早絕版，故也再版），STS已經大為發展，因為這本書的內容，除了像 thought style, thought collective 等集體的概念比較類似孔恩的典範外，其他在認識論的立場上，反而比較類似STS裡面的主流SSK，甚至也類似後期維根斯坦的觀點。所以當初的確引起了SSK裡面如布洛爾(Bloor)等人的注意，並在幾個地方對之進行討論。但是大致上，布洛爾等人的意思似乎是，SSK已經粲然大備，所以雖然佛列克的確是STS的先行者，但到了80年代的STS發展，其實要借助GDSF的地方並不多，不過，從SSK的立場而言，他們大致的意思是，佛列克是「屬於他們陣營的」。80年代的拉圖，對GDSF也幾乎不提，未與重視。但到了世紀末，似乎歐洲非英語系國家越來越對GDSF

無間道中永遠不死：香港的警察暴力與香港的「警匪」電影 近日以來，香港的警察暴力，我們在各種媒體上已經看了很多，悲哀之餘，有時不由自己的會有種疑惑，這就是香港警察嗎？原來，這大概是我近年來看了不少香港的警匪片的影響吧。這些電影，有的還頗優質，被大家看好、熱心分析與期待的，如從無間道系列到寒戰系列。我們看到梁朝偉、郭富成等警察努力地在提升香港警察的形象、他們為人民的付出與犧牲的精神，結果到了今天，這些過去膾炙人口的香港警匪片，在香港人（甚至臺灣人）的眼中，還剩下些什麼呢？真令人感慨與好奇。 21 世紀（或說 97 回歸）以來，著名的香港警匪片很多，從無間道系列三集 (2002-3) 到寒戰系列兩集 (2012, 16) 大概是最有名的，另外還有很多其他由大明星主演的，如最近的拆彈專家 (2017) ，到稍早的盲探兩集 (2013) 、門徒 (2007) 、殺破狼的幾集 (2005, 2015 etc.,.) 等等。除了強調有優良傳統的香港警察及其臥底外，警察的複雜性及其各種臥底、情仇與背叛的情境，還有類似教父的黑道家族（無間道）生涯的細節描寫，以及不太能夠說出口的黑道境外大勢力的支持、乃至整個警察建置鬥爭的外在大勢力之影響（寒戰），都是讓一些優質警匪片在近年來能夠勝出的因素。但是，這些宣揚一切為香港人民的香港警察電影，到今天還剩下多少？還能夠被香港人與臺灣人相信多少呢？我想這也是近年來拍優質香港警匪片的幾位影帝明星自己會疑惑的問題吧。 看到香港警察如此威脅與打擊反送中的各種遊行示威者，最近我再看了一遍 2014 雨傘運動後而在 2016 放映的郭富成的「寒戰 II 」，特別有感。片中強調「一切為香港人民的安定生活、為香港亞洲金融中心的地位而奮鬥」的警務處處長及其「香港最大的專業團體」的警察伙伴們，如今何在？警務處大樓一樓的金字招牌宣稱要打造 “Asia’s safest city” ，而警務處長劉傑輝（郭富成）對代表境外惡勢力而企圖對香港官方建置做整體奪權的蔡 Sir 耳邊叫到「滾出去」 ”get out!” 等，也令人心有戚戚焉。進而郭富成對生氣的蔡 Sir 再反擊「你再進一步，我就對你開戰！」，而如今，真的開戰了，只是不是對境外的大軍開戰，而是對人民與年輕人開戰，真是讓人情何以堪啊。 之前我曾好奇，香港反佔中抗議以來，香港影視

推薦李喬的臨走心聲 大家好，我的前輩老友李喬先生，今年六月出版了號稱是他最後的一本書《思想、想法、留言》，我獲贈一本。研讀之後，我用電腦打字寫了篇私人的讀後感寄給李喬先生表示感謝，他也很快地就用手寫回信給我。除了之前我寫的讀後感之外，目前我尚未有進一步的想法，不過覺得值得在我 FB 的朋友圈中，推薦一下這本很特別的書──他以臨走心聲、最後遺言二章來結束。大概已經有些朋友看到此書了，所以抱歉我在這裡重複介紹一下。 我父母親來自中國，我是戰後的「台生第一代」。大學以前，家中我受的是黨國意識教育，而後來我的臺灣意識，有不小部份是看了李喬的小說（如他的《寒夜三部曲》）而養成的。雖然李喬說他書寫的文字已經達到千萬，我所讀過他的書與文章，大概只有十分之一吧，不過影響卻不小。他是我最推崇的三五位臺灣小說家之一、也是宣揚臺灣意識最深入的思想家之一，特別是他該是最有反省力的一位。以下我簡單的寫幾點對此書的感想。 一，對我而言，李喬已經是臺灣小說的大師，但他有很精彩的另一點。他是從一個非學院派（特別是從日文閱讀與翻譯的角度）、一位民間學者的角度來讀、來書寫文字，所以能夠輕易跳脫一個學院人所常有的框框架架。在此書中，他展示了不少的觀點與視野，有不少我從未聽過或從未想過的角度，因此受益極多。有趣的是，他對他是否是個臺灣思想家這個問題，有點在意，並謙虛的說他還不夠格，但他卻廣讀群書（包括字典），博文強記（今年已經 86 了，還能如此，令人羨慕。而在 84 歲時還完成一部他說是最後的一部長篇小說《生命劇場》）。 二，在此書中，李喬以小說家的文筆，透露了不少他的少年到青年，及其時代與生涯。這讓我瞭解到，一位了不起的小說家、民間學者（當然他也教過各層級的學校），當年是在如何的環境中養成的。他十分重視他是客家人的過去、歷史、語言文化。雖然是強勢的臺灣意識者，但他相當注意到臺灣各種各樣的少數族群，這當然不容易。 三，雖然前面我提過幾次臺灣意識，但在這個臨走的心聲中，他怎麼看臺灣呢？我簡單引幾句他深入肺腑的話。「我最愛的是臺灣的大地山川草木。我憐愛臺灣的游魚、行獸（他堅持不能用走獸）、飛禽」。當問到「你愛臺灣人嗎？」，他發不出聲音。那麼「你恨臺灣人怨臺灣人嗎？」，他嘆氣無言。那麼「臺灣人被詛咒，臺灣人難以解脫詛咒？」，他再次無言。 四，作為一位高齡者，李

來自天上幽靈的一個應許──推薦序 傅大為（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特聘教授） 過去，我們只看到重力在無垠宇宙中的陰影，只能猜測重力女士的大致輪廓。今天，重力的幽靈終於出現了。她開始說話，雖然仍閃爍不定，但似乎在說，明天，她將贈與我們一個親吻。

文喬： 首先第一個我們比較好奇的是，老師是讀清大物理系的，是有一個什麼樣的契機讓老師開始對科學哲學有興趣，進而出國去科學哲學博士。在國外求學的時候，又有哪些特別的經驗，像是在哥大的生活或是一些與知名學者的學習過程、思想啟蒙或是讀書會等等。 大為老師： 我以前在高中的時候對物理非常喜歡，所以那個時候我考大學大概只填八、九個系，全部都是物理。我記得我高一的時候非常喜歡生物，高二非常喜歡化學，高三就是喜歡物理，後來就沒有考上台大，就考上清大。清華那時候物理系的老師教我們大一物理是李怡嚴，是當時的所謂十大傑出青年，就是物理學家，他自己寫了四本物理學教科書，滿有理想的。可是我們都覺得他不太會教書，他特別討厭在聯考制度下我們很會解題，但卻對物理的觀念不太夠，物理觀念不足，但是解題都是高手，他特別討厭這樣的東西，他覺得物理應該要有觀念。結果他的教法，我們很多人不適應。當時考上物理系的很多人都是非常喜歡物理，可是等到大一物理教完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當掉，然後我雖然沒有當掉，可是我對於物理的興趣也大為降低。所以就是說很慘。我後來在清華跟他是同事，我都不敢跟他講這件事。我剛到到清華的時候他是教務長。他說「當初怎麼聽說有些同學對我教書有些意見阿」。我說「真的嗎，恩…」跟他支吾其詞這樣子（一笑）。 可是後來為什麼讀哲學，其實那是一個不是很必然的發展。很多人習慣於說，你是讀物理的，物理讀得很深，後來就轉哲學，這好樣是言之成理的。其實我物理讀的不夠深，然後也沒有必然要轉哲學。情況大概是說，在大學的時候，那時候我開始接觸文學跟哲學的東西，特別是文學。那個時候還沾到一點存在主義的尾巴，那時候很多一些存在主義的書都可以看到。我大學是住校，住校的話就有很多時間與同學互動，因為全班我們都住在華齋，在裡面就比較有很多機會互相在觀摩說你看什麼書。很好笑，後來我的一個好朋友來觀摩我的書架，他大吃一驚，你們猜我在讀什麼。我在讀《史記》，司馬遷的《史記》，因為我的高中國文老師（杜聿新）很好，他除了課本之外，還特地教我們讀很多東西，所以那時受了一些影響。當然我這個興趣很快就沒有了，被其他人影響，什麼文學阿，所以那個時候大概是這樣。 後來在大三的時候我們就，因為我們那個時候每個年級只有六個班，學生不多。所以那個時候同學說要找我來編校刊、報紙之類的，因為我那個時候對文學的東西變得比較有興趣。所以是這樣一個過程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