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基進筆記 Radical Notes

  1971年我大一普通物理學的老師李怡嚴，已經於今年一月五日以87歲的高齡過世。 本來我之前在忙中也知道此事，但今天打開《科技報導》二月號（506期），看到一些科月的前輩 紛紛為文紀念。裡面頗有些老師如劉源俊說李老師的過世標誌著舊時代的過去與新時代的來臨， 另外也有老朋友道還私信寫到「我熟悉的世界已經消逝了。」但真的已經消逝了嗎？ 其實近年來，我參加國內中國科學史的會議，也會看到李老師積極來參與， 會中我很高興地曾與他合影留念。好些年前，當Ian Hacking 在台大演講時，也看到 李老師很熱心地在聽眾席聆聽。所以在某種程度上，李老師仍然與我們這個時代與時俱進吧。 我大一進入清大物理系時，李怡嚴就已經是非常有名的物理學家，名聲逸出物理學界之外。 和許多物理系的新鮮人同學進入物理系時，大家都滿心期待李老師的普物課程。 但是我想很多同學都知道，李老師的普物課程並沒有帶起大家進一步對物理的熱誠。 原因是什麼，這裡就不多說了。李老師當年的解釋，是說我們都是聯考機器下的產品，解題機器， 但對物理學的觀念與理論認識的程度卻很低。這種說法，讓我們在李老師課堂中失敗者的信心更 受打擊。而我對物理、對科學重新拾起另外一種信心與興趣，是要等到幾年後在美國研究所 讀了孔恩《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才恢復過來。 後來我在清華任教教授科學史， 我似乎沒有機會問過李老師是否看過孔恩的書，其實也不曾想過。 只有當年的高涌泉在清華開始任教時，一開始就要找我談孔恩此書，哈哈。 我當年申請清華歷史所科技史組任教，順利通過，是誰審閱過我的論文呢？當年的人社院院長 李奕園就是請當時的教務長李怡嚴來審閱。我1986年二月進入我的辦公室時，李老師馬上就來看我， 並略為談了談我的博士論文，他有些意見，但幸運的是，他基本上是接受的。託他的認可，才開始了 我進入清大任教的20年，還有在清大歷史所科技史組（還有後來的STS組）訓練出許多的碩士， 之後或許再出國深造等，而逐漸成為今天台灣科技史與STS學界的中堅。 我在清華的頭幾年，大概是李老師在清華大學的盛年時代。當時作為教務長的他，中飯晚飯 常在教師餐廳裡吃飯，一堆教授圍著他吃飯聊天，聽他的高論。他聲音洪亮，知識廣博，笑口常開， 常喜歡和教授們大談中國歷史、史記漢書云云。但偶而...

 註：幾篇長的有趣 emails 討論，由下往上的順序走。 From: 傅大為 <dwfu@mx.nthu.edu.tw> Sent: Monday, November 14, 2022 5:57 PM To: Kam Moon Pang (OGE) <kmpang@cuhk.edu.hk> Cc: Thomas Hun tak Lee (OGE) <huntaklee@cuhk.edu.hk>; Wing Hung Wong (OGE) <whwong@cuhk.edu.hk>; 大為 <dwfu@mx.nthu.edu.tw> Subject: Re: 演講邀請函（關於「地心論面臨挑戰」一文）的後續   彭教授還有大家好！ 很謝謝彭教授再提共了珍貴的資料。其中 E. Rosen 1983的短文，精簡地指出孔恩CR ( 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 )一書中的一個弱點。那就是孔恩說到哥白尼的老師Novara是Florence新柏拉圖主義領導者的好友，但其實找不到歷史證據，孔恩自己也沒有提供資料(CR, p.129)。這樣，就讓孔恩宣稱哥白尼受到neoplatonism影響的說法減弱了很多。當然哥白尼自己可能也從其他管道受到當時neoplatonism的影響，但沒有具體證據。孔恩自己有時也不確定那個影響究竟有多少(CR, p.131)。頂多，我們可以說哥白尼的宇宙（太陽系）和諧性的信念，他對行星系統要簡潔的價值觀點，甚至某種太陽崇拜，與neoplatonism的內涵是很親近的。總之，如果STS要講因果性，那麼哥白尼理論受到neoplatonism的因果關係相對而言就弱了。 但是，另外一位長年研究哥白尼的科學史家Robert Westman 找出了影響哥白尼的另一條路（請見附加檔Westman最新的研究大要），那就是他老師Novara的占星學（他常做占星的預言，這是他的職責），哥白尼當年住在老師家，也很清楚。而占星學當年受到人文主義者激烈的批評，包括了占星學家無法確定行星的排列次序。在這個占星學的問題脈絡下，哥白尼發現太陽中心說可以滿意地解決（太陽系）行星的排列次序，以及其他沒想到的新發現。所以，在neoplatoni...

  王道還 dawhwan@gmail.com     四十年前，我受邀參與編譯中文版《科學革命的結構》，只能歸諸緣法。哪裡想到四十年後那一緣法會結出另一個果——這本《孔恩的最後著作》。歸諸緣法，是因為翻譯孔恩的科哲著作從來不是我主動的選擇，因為我對哲學思辨有偏見。我還在達爾文的自傳中找到了自以為得意的說詞： 我才力不夠，難以承擔冗長而純抽象的推論；此外，我從來不能領會形上學或數學。 我讀孔恩，是從他的第一本書《哥白尼革命》（ 1957 ）下手的，因為我喜歡「科學故事」。這個興趣很早就形成了。大概在小學五六年級，我讀到李元慶的《科學文粹》，其中涵蓋各主要科學學門的新知、以及那些新知的來龍去脈，還有教人興奮的科學展望，例如太空探測、美蘇太空競賽。《科學文粹》總共出了五集，是我上初中前後最重要的科學啟蒙書，其中有幾篇我至今仍能娓娓道來。例如兩千年前後 「鑑識科學」的威望因為 CSI 影集而大幅提升，而我在小學畢業前就讀過相關報導，對鑑識專家（那時叫做法醫）的本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進入高中後，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出版的翻譯書擴展了我的眼界：我接觸到了科學史。但是我過去的興趣依舊支配著我。對我來說，科學史就是比較長、比較複雜的科學故事。每一個都可能有伊索寓言式的「教訓」，例如艾西莫夫（ Isaac Asimov,1920-1992 ）寫的〈氬的發現〉（ 1969 ），開頭那句話就令我傾倒： 科學研究上的重大興奮事情之一是：你出去獵兔子，你偶爾會捉到一隻熊。 我還因為對這句中文不太滿意，到圖書館查找原書。 今日世界出版社的書，有兩本值得在此一提：作者是哈佛大學前校長康南特。 他當年在哈佛發動了一場教育改革，重點之一是「提升現代公民的科學通識」。那兩本書一本闡明理念，另一本則是化理念為課程的示範。透過那些科學通識課，康南特打造了後來的科學史系——以及我們知道的孔恩。 我接觸孔恩的著作，是在一九八○年前後，確切時間並沒有把握。記憶中，林毓生大概是國內第一位介紹孔恩的學者，可是前面說過我讀的第一本孔恩著作不是他大力宣傳的《科學革命的結構》，而是《哥白尼革命》，一部典型的科學史。不過《結構》一書最令人矚目的論點，甚至孔恩一生念茲在茲的科哲問題，在《哥白尼革命》中已經呼之欲出。 可是我感興趣的卻是「故事」。例如發源於古希臘的數學天文學以地心說為出發點，企圖以...

大家好，我與道還合作翻譯的 《世界是複數的─孔恩的最後著作集》 ，已經由商周出版了。它是孔恩的最後一舞，但之後，孔恩的時代並沒有結束，請看此書。 因為此書已經有十分有份量的導言，我們並沒有為此台譯本寫導言，我只是寫了一短篇「譯後記」，而道還也寫了篇「孔恩印象記」。我先把我的譯後記貼上來，供 list 上的朋友參考。希望道還也能隨後貼上他的印象記。 孔恩《複數世界》 2024 譯後記 我在一九八五年於紐約市翻譯孔恩的經典《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後簡稱《結構》）的後半部，並蒙葉新雲先生的仔細校正與討論，而時光如流水，一晃就將近四十年，今天仍有機會與王道還先生來合譯孔恩的這本《最後著作集》，而孔恩也早已作古近三十年了，不禁感慨萬千。 個人在完成《STS的緣起與多重建構》(2019)、還有在寫孔恩《結構》的五十週年紀念版之修訂版(2021)的新導言〈孔恩在科學的人文社會研究中〉時，都沒有機會看到孔恩最後未完成的那本書《複數世界》（停止於一九九五年秋天），引以為憾。但當時透過Hoyningen-Hueue (2014) 討論孔恩在《結構》之前與之後的發展一文中，看到了《複數世界》一書草稿的目錄，對照目前《複數世界》的實際目錄，差別很小，前幾章的標題幾乎一樣，但到第六章，因為孔恩已經病重，只寫了六七頁就停下來了，更不用說計畫中的第七、八、九三章與後記了，如今我們只能從本書編者Mladenovic重構的「摘要」中一窺大概。而幾年前，當我正如火如荼地在寫STS大書時，看到本書草稿的目錄時，不諱言，是有點失望的，因為似乎孔恩仍然執著在他《結構》以來的問題領域中，而沒有走向更寬廣的領域，或許可以回應STS的挑戰。但當我翻譯完《複數世界》後，那種感覺就消失了。我看到的是他透過廣泛地徵引嬰兒心理與語言習得的文獻，蒐羅哲學與哲學之外關於意義、類語詞的各種人文與科學的討論，並把「不可共量性」的概念從一個對傳統科學客觀性與知性權威的搗蛋鬼，完全轉化成一個科學理性與知性權威的根本基礎。這正是晚年的孔恩，仗著不可共量性的復仇之劍，展示他一個王者的回歸吧。但是相對應地，是他幾乎不再談科學革命了，取而代之的是討論科學的演化。不過這把劍，指向的仍然主要是科學哲學與科學史，它對STS、對人類學等領域，其意義還有待後來者的探索與開發。 在翻譯《複數世界》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注意到孔恩...

林宗德節刪稿書評於刊於《台灣社會學刊》(Dec. 2020, 68: 177-190)。目前得宗德首肯將未刪稿刊於此部落格。

 孔恩《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臺灣翻譯的第三版，也算是此書的五十週年紀念版，於2017年在遠流出版社出版，2019進入第二刷。作為原翻譯人之一的我，到了最近才知道此書的出版，也才瞭解，原書的台譯第二版，在幾年前大概就已經絕版。 本來，20世紀後半期的經典著作《科學革命的結構》（後簡稱《結構》），在五六十年後的台灣出了翻譯第三版，當然是件好事。這個翻譯新版還加了一篇Ian Hacking 為原書五十週年紀念版(2012)所寫的新導讀 “Introductory Essay”，王道還翻譯，未讀過原文的朋友自然值得一讀。但對於此書原譯者之一的我來說，卻是感覺複雜。首先，這個台譯第三版，除了加入一篇新的名家導讀外，也刪修了一些原文的翻譯與譯註，而我這個原譯者卻完全未被通知與商榷。其二，在新導讀之後，第三版附帶了我在35年前所寫的導論「科學的哲學發展史中的孔恩」一文，但也完全沒有問我是否要 update 該文。35年前我尚未拿到博士學位時就寫成了此文，而今天我已經是陽明的榮譽教授，這個第三版還刊出我的這篇舊文，好像我對這本經典的導讀與解說，仍然被迫停留在35年的過去，讓人感到相當不愉快。 經過詢問，這個結果是遠流此書的曾責任編輯與王總校定（亦為翻譯者之一）二人自做主張的結果，而此第三版到今年已經進入二刷。遠流曾編輯除了道歉與承認疏失外，也只能答應說在下一刷時讓我對那篇舊導論進行修訂而已。只是我不能理解，為何一個台灣知名的出版社如遠流，在翻譯書出版事業上能夠如此的輕忽。 回想35年前《結構》臺譯的第一版在允晨出版，總校定與譯者之間就有溝通的問題。當年我仍然在紐約哥大準備完成博士論文，而總校定在台灣，或許因為聯絡困難，所以許多譯文的改動，並沒有與原譯者我協商，有這樣的缺失，當年或許還猶有可說。今天大家都在台灣，溝通科技的容易度比起當年不知好多少倍，而我對孔恩與《結構》的理解、對學術英文的翻譯能力也比當年要精進很多，但遠流在編輯與校定第三版時（基本上是對台譯第二版的校刪），他們的權威立場仍然不變，是徹底的忽略譯者，忽略導論的作者，甚至我也要到第三版出版三年後，才偶然知道這個再版的消息。因為當年第一版我的翻譯被輕忽地處理，所以後來我對《結構》這台譯本，並不熱心，而且在研究所裡都鼓勵研究生讀原文，最起碼...

2019 年 5 月 22 號在我成大討論過 《STS 的緣起與多重建構：橫看近代科學的一種編織與打造》 （簡稱《橫看》 ） 一書後，洪靖、秀雲、還有宏彬都提了一些很有趣的問題，後來則在 FB 上有些後續的討論，比較集中在「當 STS 與孔恩《結構》分家後，STS 如何能重新吸引各方面的新朋友對 STS 產生興趣及進而加入？」這個問題上。我想或許可以把 FB 後續討論的一些文字，整理後在 studylist 上能夠轉貼出來，讓更多的朋友能夠看看，或許有些參考的價值。 傅大為： 其實，若從當年清華歷史所科技史 STS 組的經驗來看，許多同學都有理工乃至生物的背景，所以孔恩的《結構》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入門書，吸引新朋友或年輕人加入科技史或 STS 來，那如果 STS 與孔恩《結構》「分家」後，是不是 STS 就缺乏了吸引新生的入門書了？何況，當年我自己從孔恩的《結構》轉移到 STS，覺得很順利，這其實是我自己在臺灣歷史因緣下的「拼裝」，與當年在英國 STS 的緣起過程頗不一樣（見我的《橫看》一書），一些清華畢業的同學也多少覺得，這個拼裝很自然，又是為什麼？ 昨天的評論人洪靖還提到一點，因為後來時間來不及，我沒有回應，現在借這裡來說一說。洪靖問，為何許多 STS 人後來回頭來懷念與回顧孔恩？STS 人（以 SSK 學派為主，其他學派則不太理孔恩，如 ANT）回顧孔恩，分幾個階段，我在書中都有處理。第一個是有些 STS 人也接受了我說的 STS 俗民史的敘事（我特別提到 Daston, Sismondo, Golinski, Law 等人的說法，見第二章），但那個敘事問題很大，我一一反駁。第二個階段是孔恩過世那一兩年，但我也分析了 SSK 人的紀念文的語調，並解釋為何他們沒有對 M. Douglas, M. Hesse 等人也集體寫回顧文，見第二章頁 92 註腳 7。第三個階段則是《結構》出版 50 年的紀念，世界上的學者紀念孔恩的人太多了，SSK 人只佔一小部份，所以並不顯著，畢竟，學界幾乎每個人都曾讀過《結構》，都可以說幾句話。 洪靖： 很高興傅老師沒有漏掉這個提問。書中確實對這些 STSers/SSkers 的「追認孔恩」做出許多細緻反駁，我也被說服應該請孔恩離開國父之位。我的好奇主要是：他們「為何」（for what）追認孔恩？書中提到，Latour 忽視或略過 SS...

  從新橋譯叢到東方主義 最近因為一些因素，重新研讀與處理了一點 _Orientalism_ (1978)的議題，更深深感覺到這個主題以及薩伊德的不簡單。同時，我也想到當年我參與翻譯孔恩《科學革命的結構》(1985)的時代，是來自新光吳氏基金會所支持的「新橋譯叢」。當年我翻譯孔恩那本經典時，我正在美國作博士研究生。當時透過幾位余英時的學生如康樂等的發起，編輯群的組成似乎是以學（中國）歷史的留美臺灣研究生為主，找的譯者則常是美國東海岸名校的台灣留學生，選的書則通常都已是人文社會領域的經典，當這些譯者們學成回台任教之後，通常是教學與研究兩頭燒，我的印象就是他們就很少再譯書了。 我最近的小困惑是，為何當年新橋的譯書名單中很少如Edward Said, Foucault, 還有一些後結構主義者的經典？傅科的中文翻譯，後來常被中國的譯者所完成，譯的好壞先不論。薩伊德的幾本經典，海峽兩岸的譯者都有翻譯，我後來忝為《東方主義》台譯本（立緒）的校定者之一，但在校定的時間上，已經是1999左右了。所以，我反而好奇的是，在八零年代初期發起的「新橋譯叢」，究竟是個甚麼時代？這個新橋譯叢的成果，按照近年來的統計，透過它所翻譯的41本書，韋伯(M.Weber)的著作就佔了13本，另外則點綴了一些五六零年代甚至更早的名著，作者則包括了T.Kuhn, B.Moore, K.Polanyi, C.M.Cipolla, L.Dumont, M.Mauss, B.Malinowski等人。從這樣的名單看來，真的是相當「古典」！之前我還不清楚，我當年參與的譯叢是這樣的一個視野。當年我在哥大讀哲學系，當然以分析哲學為主，但我也常去社會系、歷史系、甚至到New School of Social Research聽課或修課，但我竟然不知道那時也在哥大教書的薩伊德。我1986年回台灣清華教書，需要告解的是，我花不少時間所研讀的傅科與薩伊德，都是在我回國之後才開始的。當年在清華的頭幾年，我和中國思想史家錢新祖頗好，是他幾乎一天到晚提傅科與德希達，才引起我當時的注意與研讀，當然部分也因為傅科的思想與我熟知的科學史有相當的關係。 我不禁想，像我這樣對文化批判與後結構主義的遲鈍與後知後覺，是正常的嗎？我回台教書的第一年，《當代》月刊也創刊了(1986)，第一期的專輯就是傅科，第四期的專輯是德希達（第二、三期專輯...

  序孔恩的台灣評論集 清大歷史所傅大為 從1985年孔恩「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的台譯本（新橋譯叢）在台灣發行後， 至今已經超過15年了。在這之中，此譯書不斷地再版，後來授權有問題則乾脆 以影印本取代，到後來取得芝加哥大學出版社的正式授權，乃至由遠流重新出版， 其中波折甚多，但國內的需求則從未間斷過。除此之外，國內的科學史與科學 哲學界、社會學或甚至廣義的社會科學界、科學教育界、乃至科學界本身，對 此書的興趣與研究，也可說不絕如縷。在孔恩過世之後，東海大學社會系與 中研院社會所的「台灣社會學研究」期刊，還主辦了一個孔恩的紀念研討會， 其中的文字，後來分別刊登在 「台灣社會學研究」與「當代」的兩個專題中。 顯而可見， 這 20年來，雖然「後─孔恩」的 science studies（科技研究） 已經有大幅度的新發展， 但是對孔恩的古＼經典性思考，還有他在「科學 革命」一書以後的新觀點，如他的「分類樹結構」理論等，國內學界都仍然 保持著高度的興趣。 雖然有高度的興趣，但是這十幾二十年來，台灣學界對孔恩思想的研究、闡發或 批評的成果究竟如何？就我所知，至今台灣學者在國際期刊或專集上，針對孔恩 而作的研究，大概只有三、四篇。但是對於英文論文，國內一般讀者的接受度 當然不大，至於其經典作「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的台譯本本身，翻譯善惡如何， 當初還引起一點爭論，也不容易有定論。但是，英文論文外，台灣學者的中文 論文、還有碩博士論文等，無論是專研孔恩思想本身、或是以孔恩的一個概念而 大加發揮者，在我們簡單地搜尋後，發現論文數量不但很多，而且是驚人的多。 這種論文集中在島內諸學界的現象，十分有趣。就我比較熟悉的相關學界， 如科史、科哲、科教、與社會學這幾個比較專業地來研究孔恩思想的學門而言， 過去倒是有起碼的聯繫與交流，而本評論集中所收的論文，主要也是從這幾個 學門中來的。這幾個學門，也對照呼應了孔恩在美國學術界中比較有交流與 聯繫的那些學術領域。但是，孔恩思想的美國網絡，不一定要在台灣的學術網絡中 作相對應地複製。令人覺得很有趣的，我發現，在台灣的一些其他我不熟習的 領域中，卻也有相當多使用「孔恩式概念」的論文。我現在就粗略描述一下那些 領域中的「孔恩現象」。 大致上，我是透過對論文標題還有發表刊物性質的考慮，作了個審慎保守的估計。 時間範圍是最近的十年。在前面提過的科史、...

大家好，2012年是孔恩的《結構》（SSR）出版半個世紀五十年，2014臺灣的STM期刊出版了五十年專輯（由瑞麟和我合編），裡面有相當多的SSK與孔恩相關的論文。當然同時前後，許多國際期刊也出版了回顧性的小專輯討論，從SSS、HSNS (Historical Studies of Natural Science)、到我們的EASTS (vol.6.4-2012)等等，都出版了小專輯。但是在科學史、HPS的相關領域，這一兩年前後也出版了至少三本專書來回顧。他們有： Kuhn's SSR at fifty: reflections on a science classic , eds., R.Richards & L.Daston (2016) Integrating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problems and Prospects , eds., S.Mauskopf & T.Schmaltz (BSPS vol.263, 2012)（上封信我討論到相對主義的鬼魂，就是取材於這本書） Kuhn's SSR - fifty years on (2015) eds., Devlin & Bokulich, BSPS vol.311. 在這些新研究裡，我也只看了一部分，但大致得到了一點印象，分享三點如下。 一，孔恩在MIT、Princeton、哈佛等大學中的檔案，特別是MIT的，現在已經是許多新論文必須參考的材料。S.Fuller's Thomas Kuhn (2000)的大書，基本上沒有用到孔恩的檔案（只有哈佛檔案），而他在書中所認為的一個柯南(Conant)冷戰意識型態下的常態科學家孔恩的說法，近年來已經不斷地被一些新研究否定，如Forrester (2007)（見我在2014-STM專輯中的論文），又如 Reisch (2016，前面提的第一本專書)，即使 Fuller 自己不承認（見他 Kuhn vs. Fuller 2003 的小書序言，有台譯本）。總之，孔恩檔案在21世紀的問世，讓世人有更多機會研究他 SSR 一書非常多的新面向，畢竟該書太成功、太有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