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基進筆記 Radical Notes

2019 年 5 月 22 號在我成大討論過 《STS 的緣起與多重建構：橫看近代科學的一種編織與打造》 （簡稱《橫看》 ） 一書後，洪靖、秀雲、還有宏彬都提了一些很有趣的問題，後來則在 FB 上有些後續的討論，比較集中在「當 STS 與孔恩《結構》分家後，STS 如何能重新吸引各方面的新朋友對 STS 產生興趣及進而加入？」這個問題上。我想或許可以把 FB 後續討論的一些文字，整理後在 studylist 上能夠轉貼出來，讓更多的朋友能夠看看，或許有些參考的價值。 傅大為： 其實，若從當年清華歷史所科技史 STS 組的經驗來看，許多同學都有理工乃至生物的背景，所以孔恩的《結構》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入門書，吸引新朋友或年輕人加入科技史或 STS 來，那如果 STS 與孔恩《結構》「分家」後，是不是 STS 就缺乏了吸引新生的入門書了？何況，當年我自己從孔恩的《結構》轉移到 STS，覺得很順利，這其實是我自己在臺灣歷史因緣下的「拼裝」，與當年在英國 STS 的緣起過程頗不一樣（見我的《橫看》一書），一些清華畢業的同學也多少覺得，這個拼裝很自然，又是為什麼？ 昨天的評論人洪靖還提到一點，因為後來時間來不及，我沒有回應，現在借這裡來說一說。洪靖問，為何許多 STS 人後來回頭來懷念與回顧孔恩？STS 人（以 SSK 學派為主，其他學派則不太理孔恩，如 ANT）回顧孔恩，分幾個階段，我在書中都有處理。第一個是有些 STS 人也接受了我說的 STS 俗民史的敘事（我特別提到 Daston, Sismondo, Golinski, Law 等人的說法，見第二章），但那個敘事問題很大，我一一反駁。第二個階段是孔恩過世那一兩年，但我也分析了 SSK 人的紀念文的語調，並解釋為何他們沒有對 M. Douglas, M. Hesse 等人也集體寫回顧文，見第二章頁 92 註腳 7。第三個階段則是《結構》出版 50 年的紀念，世界上的學者紀念孔恩的人太多了，SSK 人只佔一小部份，所以並不顯著，畢竟，學界幾乎每個人都曾讀過《結構》，都可以說幾句話。 洪靖： 很高興傅老師沒有漏掉這個提問。書中確實對這些 STSers/SSkers 的「追認孔恩」做出許多細緻反駁，我也被說服應該請孔恩離開國父之位。我的好奇主要是：他們「為何」（for what）追認孔恩？書中提到，Latour 忽視或略過 SS

  從新橋譯叢到東方主義 最近因為一些因素，重新研讀與處理了一點 _Orientalism_ (1978)的議題，更深深感覺到這個主題以及薩伊德的不簡單。同時，我也想到當年我參與翻譯孔恩《科學革命的結構》(1985)的時代，是來自新光吳氏基金會所支持的「新橋譯叢」。當年我翻譯孔恩那本經典時，我正在美國作博士研究生。當時透過幾位余英時的學生如康樂等的發起，編輯群的組成似乎是以學（中國）歷史的留美臺灣研究生為主，找的譯者則常是美國東海岸名校的台灣留學生，選的書則通常都已是人文社會領域的經典，當這些譯者們學成回台任教之後，通常是教學與研究兩頭燒，我的印象就是他們就很少再譯書了。 我最近的小困惑是，為何當年新橋的譯書名單中很少如Edward Said, Foucault, 還有一些後結構主義者的經典？傅科的中文翻譯，後來常被中國的譯者所完成，譯的好壞先不論。薩伊德的幾本經典，海峽兩岸的譯者都有翻譯，我後來忝為《東方主義》台譯本（立緒）的校定者之一，但在校定的時間上，已經是1999左右了。所以，我反而好奇的是，在八零年代初期發起的「新橋譯叢」，究竟是個甚麼時代？這個新橋譯叢的成果，按照近年來的統計，透過它所翻譯的41本書，韋伯(M.Weber)的著作就佔了13本，另外則點綴了一些五六零年代甚至更早的名著，作者則包括了T.Kuhn, B.Moore, K.Polanyi, C.M.Cipolla, L.Dumont, M.Mauss, B.Malinowski等人。從這樣的名單看來，真的是相當「古典」！之前我還不清楚，我當年參與的譯叢是這樣的一個視野。當年我在哥大讀哲學系，當然以分析哲學為主，但我也常去社會系、歷史系、甚至到New School of Social Research聽課或修課，但我竟然不知道那時也在哥大教書的薩伊德。我1986年回台灣清華教書，需要告解的是，我花不少時間所研讀的傅科與薩伊德，都是在我回國之後才開始的。當年在清華的頭幾年，我和中國思想史家錢新祖頗好，是他幾乎一天到晚提傅科與德希達，才引起我當時的注意與研讀，當然部分也因為傅科的思想與我熟知的科學史有相當的關係。 我不禁想，像我這樣對文化批判與後結構主義的遲鈍與後知後覺，是正常的嗎？我回台教書的第一年，《當代》月刊也創刊了(1986)，第一期的專輯就是傅科，第四期的專輯是德希達（第二、三期專輯都是「反

  序孔恩的台灣評論集 清大歷史所傅大為 從1985年孔恩「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的台譯本（新橋譯叢）在台灣發行後， 至今已經超過15年了。在這之中，此譯書不斷地再版，後來授權有問題則乾脆 以影印本取代，到後來取得芝加哥大學出版社的正式授權，乃至由遠流重新出版， 其中波折甚多，但國內的需求則從未間斷過。除此之外，國內的科學史與科學 哲學界、社會學或甚至廣義的社會科學界、科學教育界、乃至科學界本身，對 此書的興趣與研究，也可說不絕如縷。在孔恩過世之後，東海大學社會系與 中研院社會所的「台灣社會學研究」期刊，還主辦了一個孔恩的紀念研討會， 其中的文字，後來分別刊登在 「台灣社會學研究」與「當代」的兩個專題中。 顯而可見， 這 20年來，雖然「後─孔恩」的 science studies（科技研究） 已經有大幅度的新發展， 但是對孔恩的古＼經典性思考，還有他在「科學 革命」一書以後的新觀點，如他的「分類樹結構」理論等，國內學界都仍然 保持著高度的興趣。 雖然有高度的興趣，但是這十幾二十年來，台灣學界對孔恩思想的研究、闡發或 批評的成果究竟如何？就我所知，至今台灣學者在國際期刊或專集上，針對孔恩 而作的研究，大概只有三、四篇。但是對於英文論文，國內一般讀者的接受度 當然不大，至於其經典作「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的台譯本本身，翻譯善惡如何， 當初還引起一點爭論，也不容易有定論。但是，英文論文外，台灣學者的中文 論文、還有碩博士論文等，無論是專研孔恩思想本身、或是以孔恩的一個概念而 大加發揮者，在我們簡單地搜尋後，發現論文數量不但很多，而且是驚人的多。 這種論文集中在島內諸學界的現象，十分有趣。就我比較熟悉的相關學界， 如科史、科哲、科教、與社會學這幾個比較專業地來研究孔恩思想的學門而言， 過去倒是有起碼的聯繫與交流，而本評論集中所收的論文，主要也是從這幾個 學門中來的。這幾個學門，也對照呼應了孔恩在美國學術界中比較有交流與 聯繫的那些學術領域。但是，孔恩思想的美國網絡，不一定要在台灣的學術網絡中 作相對應地複製。令人覺得很有趣的，我發現，在台灣的一些其他我不熟習的 領域中，卻也有相當多使用「孔恩式概念」的論文。我現在就粗略描述一下那些 領域中的「孔恩現象」。 大致上，我是透過對論文標題還有發表刊物性質的考慮，作了個審慎保守的估計。 時間範圍是最近的十年。在前面提過的科史、科哲、科

  誰是台灣的民主先生？ 李登輝先生過世了，小英總統還令全國公家機關與學校下半旗，真令人驚訝。這不得不令我回想起近三十年前我常在台北街頭行走的日子，在那個時代，李登輝對我們許多在反對運動中的朋友而言，是個什麼形象呢？我可以理解，今天李登輝的形象已經國際化，民進黨當然不能放過這個可宣傳的機會，但是如何讓臺灣的年輕人能夠理解這位過去的李登輝、也藉此來瞭解到臺灣當代的民主是怎麼走過來的呢？也曾走過那個狂飆時代的我，感到有些責任要來寫幾句話。雖然，人死為大，我不想在此藉機對他大肆批評，但這幾天我看到媒體所說的話，都只是那個時代廟堂或宮廷裡的事情而已。我在這裡要提供另一面的故事。 事情可以從 1988 年 5 月 20 日農民運動開始說。那是蔣經國解嚴之後更讓臺灣社運爆發的重要時刻。而從 1988 年到 1993 年郝柏村辭行政院長這段日子，也是李登輝從繼任總統、廟堂鬥爭到國民黨主流派全面掌權的日子。社會上的反對運動與國民黨內部的發展與政爭，是兩條平行的路線，我下面分開來按時間羅列，可以簡單對照的看。我的基本問題是，這兩條路線的關係是什麼？是哪一條影響了哪一條路線？我先從社會運動的幾件大事開始，有趣的是，往往都與 520 有關。而李登輝的兩次宣誓成為總統 (1990, 1996) ，按照慣例，十分諷刺，也都是 520 。 震驚全台的 520 農民運動後，更刺激各種社會運動，包括了清交兩校教授們聯手到雲林二崙實驗調查所謂的「石頭預謀」，後來還促發了藝術界的劇場、繪畫、攝影等新面向。 1989 年四月，鄭南榕為臺灣百分百的言論自由，抗拒侯友宜等警察抓人而自焚。 1990 年三月，順著臺灣各界抗議老賊們「山中傳奇」的風潮而起的野百合學運，導致李總統的接見。到了 520 ，民間組反對軍人組閣運動（同年六四中國天安門事件與屠殺）。 1991 年 5 月 9 日獨台案事件，清華師生們坐校車到調查局北市調處抗議。 5 月 15 日全台學生代表夜宿台北火車站， 520 知識界反政治迫害大遊行，同年九月 100 行動聯盟成立，要廢止刑法一百條。 1992 年五月，刑法一百條修正案通過。 1992 年年底，是立法院在戰後的第一次全面改選，民進黨得票 31.03% ，國民黨則得票 53.02% ，仍是立法院的多數黨 (161 席得約 95 席 ) 。但在習慣多年掌大權的國民黨而言，這個

從今天開始，臺灣口罩實名制的新發展，每個健保藥局發配的口罩從兩百增到四百片，雖然許多藥局已經表示為發配口罩而精疲力竭，立委為之請命要補貼等，但是對一般民眾口罩缺乏的問題，似乎已經告一段落？我們再看在實作上會如何發展。 回到「口罩之亂」的議題。我在studylist 12/Feb. 「如何分辨飛沫傳染與空氣傳擾」的po文裡，曾經問「到底是誰在搶口罩？」最近我看到，一些醫學研究者與有疾病管制經驗的醫療專業者，談到口罩之亂，仍然都指的是一般民眾之亂，排長龍買或搶口罩等。但是這些專家們，究竟瞭解了多少民眾苦排長隊買口罩的實作呢？在實名制實施之前，大家買不到口罩而驚慌，熟令致之？似乎很少醫療專家或政府對於所謂四大超商的通路做檢討，網路上其實也有一些 民眾自己做調查 的經驗可參考，我們看到專家的指責，往往就是民眾不理解、知識不足所致，但這是標準的STS長期批評的專家瞭解民眾的「欠缺模式」。到了實名制實施，到底口罩有多重要，在何時需要戴，其實連醫療專家們自己都沒有一致的意見（見前12/Feb.的po文），何況，若檢討起民眾為何每星期只有兩片口罩的問題，其實在分配給民眾之外的口罩，除了給醫療院所外，還有很多口罩政府並沒有說明到底是如何分配給其他人的（一直到上星期才開始說會分給司機運將獨居老人等）。或許有些人並不覺得買口罩有何難，為何排隊或驚慌？但根據我一點有限的經驗與問朋友，排隊買口罩的人，大多是婦女與年長者，故而是增加她們的負擔，也是明顯的性別議題。而如果自己沒有排隊買口罩、到處找超商而買不到口罩的經驗，我想是沒什麼資格說民眾「何必驚慌」的。 從口罩的議題，再接續談一下關於臺灣疫情指揮中心我的一點觀察。這兩三個星期裡，指揮中心及其相關的幕僚作業，似乎基本上都是醫療專家，在疫情緊急的環境與說法下，這些專家擁有非常大的權力。之前關於指揮中心是否需要/可以掩蓋武漢包機台商的隔離地點的問題，裕峰曾有質疑，說這些要討論與溝通，但是似乎沒有。關於分配民眾口罩的議題，從四大超商到實名制，包括禁止口罩出口與進口販賣等議題，也是指揮中心說了算，似乎沒有看到事前討論，只有事後經過有力人士反映後的勉強修訂。我這幾天好奇，STS 朋友過去不是對於科技專家壟斷決定權很有意見嗎？比起一般科技爭議中對專家的質疑，是否我們一旦碰到了「疫情緊急」這四個字，就對醫療專家沒有聲音了？我不知道STS

昨天是台灣沒有本土案例滿28天的日子，指揮中心說這顯示台灣已經沒有社區感染的危險了。似乎，Covid-19對臺灣威脅的第一波，已經逐漸減退，母親節臺灣遊人與餐館的四處大爆發，可見民心的一般。但其實，這裡也是個 pandemic 臺灣場中場檢討的好時機，我們從指揮中心(6/May)回應外媒的檢討開始好了，見下面裕峰文的網址。 不比指揮中心每天記者會中年輕記者們問的靦腆小問題，外媒問了比較大的問題（當然已經先告知中心了）。但嚴格而言，不是單純問是否有錯，而再加一句緩衝「或者是否有覺得做得不夠好可以再改進的地方」？所以其實陳時中的回應主要也是對後面更客氣的問題而言。第一個「覺得做得不夠好」的地方是。。。第二個「失算」的地方是（很像諸葛亮的口吻）。。。第三個「事件」是（也沒說錯誤失算等）。。。簡單而言，與其說這是防疫的「三大錯誤！」（新頭殼的聳動標題），它更像科技部計畫的結案報告中，例行檢討與可以再改進的三個地方。當然，就我們的護國院長說「整個團隊不過幾個人」而已，何能苛責？等下半場開始時，希望國家能夠提供更多的助理、經費與儀器吧。 但不論如何，對指揮中心而言，這已經是很難得的承認了──雖然承認的很少、而且還語多保留。回顧百日以來在指揮中心的記者會，曾有個記者問說，為何我們不能讓更多的人來記者會提問？陳時中溫和的回嗆說，那我們可能要到體育館去開記者會了，目前各家媒體都在，防疫溝通應該沒有問題。但溝通真的沒有問題嗎？指揮中心應該列出，這百日來，指揮中心曾採納了「不過幾個人的團隊」之外的幾樣重要意見？即使一些公衛專家，我聽說也是要想盡辦法透過管道，才能夠上達天聽，遑論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者們了，我只能看到他們零星地在雜誌報章上發表文章，目前則紛紛計畫推出一些期刊專輯，要在自己學界的小圈子裡反思Covid-19防疫。裕峰說指揮中心是台灣的佛系防疫，不是沒有道理。之前list 上有朋友說，如同之前 SARS防疫一樣，這次的防疫，基本上是（感控）醫師們在主導，公衛體系被隔絕在外面，或只能上電視談話性節目。 回到指揮中心的那個三個「可以做的更好」的案例。口罩之亂，我們 list 之前已經討論很多了，誰都知道那不是「無知民眾」的問題。第二個歐美境管的問題。雖然 list 上沒有專文討論，但各種討論時常常帶到，且不只是

  對海軍磐石艦疫情管控問題之討論 海軍磐石油彈補給艦與檢疫相關的基本配備 (wiki 等資料 ) ：官兵基本載量 165 人，內附野戰醫院， 3 病房、 15 病床，並有負壓隔離病房、 X 光機。甲板及機庫可各停放 33 噸大型直昇機，可垂直整補。磐石艦滿載吃水量 2 萬噸，是臺灣海軍目前噸位最大的軍艦。   本文企圖討論的基本問題：這次磐石艦 Covid-19 染疫，四月 15 日磐石艦 377 人下船回家，結果 18 日發生三個確診病例，當天指揮中心急召回敦睦艦隊共 744 人回營集中檢疫，全台幾個醫學中心在緊急檢驗之下，隔天發現磐石艦確診增加 21 人。為什麼在磐石艦下船放假前，磐石艦的醫官、敦睦艦隊的支隊醫療小組（磐石艦有三位醫官、另兩艦各一位醫官）、艦指部的聯檢小組等，不覺得有何異樣或風險，把官兵全放下船放假？在三月 15 號離開帛琉之後的一個月中，磐石艦不能先行發現病毒感染，並進行隔離與其他措施？ 其實，這次敦睦艦隊在世界疫情大流行中出訪，對於防疫措施不可謂沒有用心準備。茲列數項（按國防部事後檢討的書面報告）：口罩一人一天一片共備 45 天三萬四千個（按此次行程共 37 天）、 600 套隔離衣、船艙換氣及消毒每天兩次，並分批分時用餐。每日量體溫三次，另出發前每人施打流感疫苗。艦隊 3 月 5 日出港前，官兵就已經登艦報到，艦上自主管理 14 天，雖然 228 連假放假下船，但官兵長期在船艦上 (37+11 天 ) 的確辛苦。不過，這次敦睦艦隊磐石號載官兵 377 人，顯然遠超過原來的設計 ( 若 wiki 正確 ) ，也大幅增加防疫的困難度與仔細度，自然是個問題。（目前筆者不知道支隊醫療小組醫官們的經驗、專科與資歷如何，據說磐石艦醫官是中尉，而三位醫官中兩位出自陸軍）   即使磐石艦的設備先進完備，但在海上與國內的通訊（包括醫療相關資訊）並不流暢，也有保密的問題。根據國防部報告，三月 18 日及 27 日，敦睦艦隊海上得知原本欲訪問的國家疫情狀況，故臨時取消兩地的訪問。而臺灣 CDC 在四月 3 日發佈嗅覺異常為染疫的新徵狀，但艦指部於四月 9 日才電郵通知艦隊（基本已經進港），且艦隊醫師並未回溯官兵是否有此徵狀，而上船的聯檢小組也未將之列入個人填寫的健康聲明中。以上

 大家好，最近開車時聽 U-tube 夏佛(S. Schaffer)的演講 "Newton on the beach"(2008)，結果是出人意表之外，除了相當精采外，還讓我們對牛頓的經典《數學原理》有更具歷史深度的理解。相當有收穫，想在 studylist 上簡單介紹一下。 這個演講是 2008年史丹佛的 Harry Camp Memorial Lecture. U-tube 上很容易收尋到（還有許多的圖片與講後的Q&A）。後來以論文的方式在 History of Science Journal (2009) 出版。因為已經超過十年之久，list 上該有些朋友已經知道此講，但我還是忍不住多宣傳一下，並說點感想。 夏佛演講的開頭，由牛頓為人所熟知的比喻開始，說他猶如一位海灘上撿貝殼的小孩，如何如何，大家都該聽過，但夏佛懷疑這個傳說的真實性，因為他認為牛頓不是那麼一位謙虛的人，他的一生，也從未到海邊過。然後導引到牛頓一般給人的印象，是個如隱士般、宅男式地活在自己數學天地裡的天才，最好的例子就是他艱難而抽象的「數學原理」。夏佛進一步否定這個印象，而且特別就以數學原理第三卷 system of the world 為例。 為了證明牛頓的定律與萬有引力，他需要地球許多地方的潮汐數據、需要許多地方對彗星軌跡的觀察、還需要許多地方對單擺長度的測量。所有這些，都不是隱居在劍橋的牛頓所可以知道的。透過哈雷與Cotes的幫忙，牛頓利用17世紀歐洲航海與大西洋三角奴隸航線所能夠收集到的大量資訊（來自歐洲、美洲、非洲等地）。他需要在英國翻遍世界各地收集來的資訊與書籍（包括南中國海），牛頓還要到處送一些精確的望遠鏡給他可信賴的觀察者去觀察彗星。同時他還要去檢查他資料的收集者是否為一可靠的人，還是醉漢、小偷、無賴、迷信者等。所以雖然牛頓幾乎不離開劍橋與倫敦，但透過他的助手、他自己的聯絡，所觸及之處、所收集的資料幾乎達到世界的許多角落。牛頓自己還有他的助手也相信，數學原理特別是第三卷，提到世界各地的觀察與收集到的數字，才是此書真正吸引人、有較大的讀者的部份。這與過去科學史研究或教學，通常比較集中在數學原理第一卷、或頂多到二卷，實在有很大的區別。夏佛這個研究的重

  談一位早逝而優秀的科學史家           （傅大為， 2016/Sep./08 STS email list ） 遠在 1931 年，於倫敦舉行世界科學史大會時，蘇聯的代表團，由資深蘇共布哈林帶隊，在大會中引起很大的注意與迴響，當然大致在史大林之前，蘇聯的聲望在英國的知識界本來就很高。在代表團中，最引起注意的就是當年不到 40 歲的俄國物理學家、科學史與科學哲學家 Boris Hessen ，他是莫斯科大學物理學 Faculty 的院長，當時 Hessen 在大會發表了一篇長文，題目是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Roots of Newton's Principia " ，在該文中， Hessen 拋棄過去把牛頓當作天才來研究的傳統科學史作法，進而去研究牛頓的工作在 17 世紀後半葉英國社會與經濟中的根源與意義。這在把牛頓視為聖人的祖國英國，當然引起很大的震撼與爭議。 當時劍橋的左派大科學家們，如 J.D. Bernal 、李約瑟等人，都深受 Hessen 論文的刺激與影響，但同時， Hessen 的論文也刺激到英國當時一些強調科學思想、強調科學「內在」理路的科學史家或歷史學家，遂紛紛起來要發展一種可以反對 Hessen 科學社會史的新科學史研究，並把 Hessen 的研究打成「粗鄙的」馬克思主義科學史研究。在 Bernal, 李約瑟之後，在即將來臨的冷戰時代大背景下， Hessen 的研究路徑並沒有在英國生根，反而是一種強調在思想與理論上進行「科學革命」的新科學史作法成為主流，而這個主流的精神領袖，就是一般熟知的夸黑 (Alexandre Koyre) 。 與謝平合寫《利維坦與空氣泵浦》的夏佛 (Schaffer) ，曾在基進刊物 Radical Philosophy (1984, no.37) 上寫過一篇在當時英國牛頓（科學史）工業中重新思考 Hessen 的論文，強調 Hessen 絕非普通所說粗俗教條的左派。即使在今天我來重讀 Hessen 的論文，仍覺得其中有趣的論點很多，雖然我對 17 世紀歐洲科學史多少是熟悉的，但仍從 Hessen 的論文學到很多，而該論文所觸及的範圍之廣，幾乎涵蓋了後來牛頓工業所涵蓋的好些部分（當然除了後來精詳的內在史研究之外），而除了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