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到主要內容

書似青山總亂疊


書似青山總亂疊

退休之後的第一個大工作,就是要清空辦公室的書,然後得在家中騰出起碼等量的空間,把那些書移位到家中。但是當然,家中沒有這種空間。所以,家中的整個空間要大改造,並且,把家中還有辦公室的許多書轉送或丟掉,如此才能達成那個「移位」的工作。這也是個大工程,許要仔細與決心,畢竟,兩地許多的書當初也是花不少錢買而逐漸累積出來的。

我最近常在疑惑一事,就是我過去的辦公室、還有家中,哪來那麼多的書與文件呢?怎麼會整理出那麼多的文件與書籍?這些書,我估算一下,有的有三十多年以上的歷史,從在紐約努力影印的資料開始,它們如地質層般的逐漸沈澱與積累,而現在要轉移辦公室的書,那就如大地震,許多累積億萬年的多層地層,就會整個暴露出來(而當年高中大學時代在臺灣買的許多中文書,基本上都不見了,現在不知在哪裡,就姑且不論)。而我在家中、辦公室裡的整理、篩選、留或送或丟棄,是否就如一個地質學家或古生物學家一樣,在仔細檢查那些幽微的地層與化石?所以剛開始整理家中的書山時,看到地上一堆堆按分類的書,瑞琪會說古人云「書似青山總亂疊」,庶幾近之?




當然,這個大整理,真的頗辛苦與勞累,還要把書東搬西搬,有時連腰都有點閃到,還特別去醫療器材店買護腰的帶子。不過,在整個過程中,也不禁有了些感想,有了些心得,在這裡寫幾點,算是記錄,也給朋友們參考。

一,我過去有哪些書,其實有些不記得了,所以我說像地層的積累,等要一本本檢驗時,常有一些驚訝。對,我記得是有這本書,有的當年還劃過重點。這個喚起的過程,讓我重新回顧我過去在閱讀書籍上的軌跡,也順便回顧及整理了我過去的心路歷程與夢想。那麼,這些過去逐漸消失的軌跡,我今天是否還要將他們拾回呢?但是從今年65歲起,我大約只有十五到二十年的研究生涯了,我需要做選擇。

二,哪些書是要送走(給圖書館或朋友或由學生挑選走)、要丟的?我決定,有些當年買的書,如果十年十五間都沒讀過的話,除非我特別喜愛,否則我也不期待未來的十五年還會閱讀它們,那就必須去之。另外,如果感到我未來十幾年大概不會再做某些類的研究的話,那麼那些書也可以去之(當然有時也會有之後的惋惜),除非某書我已看過大部份,則可留下。而如果有些書或文件,我知道有哪些朋友在作研究的,那還得有另外一個聯絡與寄送的程序,並不容易,但是讓這些書或文件有最好的去處,那就走的心安而有價值。

三,十二年前從清華轉到陽明時,我大約贈給陽明圖書館十箱書,許多書當年覺得可以送走,我之後不會看,但後來我卻忘了已送走,而當自己的研究有了新方向,又記起要看某本書,而且還記起我有該書,可是卻遍尋不著,只好後來到圖書館去借,結果借來後,卻發現書扉頁上,有圖書館感謝我過去贈予此書的字樣!這固然是笑話一則,但若從地質學來說,讓我想到,原來屬同一地質且很接近的古生物,但卻因為大陸飄移,原本很接近的同一地層斷成兩片,分別留在越飄越遠的兩大陸邊緣,等到後來,才發現在大西洋兩岸有著類似的化石層吧。最後,除了過去的贈書外,最近我又分批送了圖書館書好些箱書,最後的一次有七十多本,後來圖書館告知,他們收錄了五十多本,心理也覺得比較安慰。

四,除了前面提過的整理過去的心路歷程、決定書的去留與好走、惋惜已走的卻又重逢的笑話等,當然也有些書,過去不覺得多重要,只是聊備一格,但今天在新的觀點下,會發現有些舊書很重要,而自己就有,這是整理舊書下的新喜悅。所以,在這些種種的亂疊青山中,真是看書「燈如紅豆最相思」。

(傅大為 2019/7/13

留言

新基進筆記的熱門文章…

  杭士基談俄國入侵烏克蘭: 它的起源、如何應對、與人類歷史的關鍵 杭士基在 2022 三月一日發表了這個談話。雖然離今天已經過了一個星期了,但這個談話的觀察與回顧,超越了每日的侵略與戰爭進展,很值得我們細讀與反思,甚至可以放進台灣今天的脈絡裡。文中有七個地方,杭士基訪談原文在那裡都有進一步的網址,算是他自己的資料註釋。有興趣的讀者可以進入網頁原文去找那些超連結,另外我也加了八個譯注, 放在譯文結尾 。 傅大為 Mar. 8th 此文在 Truthout 的原網址為: https://truthout.org/articles/noam-chomsky-us-military-escalation-against-russia-would-have-no-victors/ ------------------------------     諾姆.杭士基 (Noam Chomsky) :美國對俄國的軍事行動升級,不會有勝利者 Truthout, 1/March/2022, C.J.Polychroniou 訪談 傅大為譯 2022/3/8 前言: 俄國入侵烏克蘭,讓世人大吃一驚。杭士基在一個 Truthout 的獨家訪談中認為,它是個無端、沒有正當理由的攻擊,並將成為 21 世紀歷史上最主要的戰火罪行之一。俄國總統普丁的政治考慮,不能用來做為發動入侵一個主權國家的理由。但是,面對這個可怕的入侵,美國一定得採用緊急的外交作法,而非軍事行動的升級,因為後者可能會成為「執行我們整個物種的死刑,沒有任何勝利的一方」。 諾姆.杭士基 (Noam Chomsky) 是國際上承認當今在世最重要的知識分子之一。他的知識地位曾被拿來與伽利略、牛頓與笛卡爾做比較,因為他的工作在一整串不同的學術與科學研究上都有極大的影響,包括了語言學、邏輯與數學、計算機科學、心理學、媒體研究、哲學、政治與國際關係等。他是約 150 本書的作者。。。 MIT 的榮譽學院教授、目前是 Arizona 大學的桂冠教授。   Polychroniou: 諾姆,俄國入侵烏克蘭,驚訝了很多人,震驚了世界。但早有很多的跡象顯示,普丁對 NATO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向東擴張、還有華盛頓拒絕認真看待普丁的維安「紅線」(包括烏克蘭...

Radical 一詞中譯的複雜性

關於 "radical" 的中文翻譯及其複雜性 大家好, radical 這個字,我在解嚴前後的臺灣,用「基進」二字來翻譯。不同於過去一般的「激進」或「極端」譯法(見我的《基進筆記》 (1990) )。近年來,老友楊儒賓等建議我再談談 25 年之後對「基進」的回顧。後來這回顧的短篇文字,刊於史書美等編的《臺灣理論關鍵詞》 (2019) 「基進 2.0 」,而五月底政大老友郭力昕也找幾位朋友組了個論壇,來再談談「基進 2.0 」(這個座談,之前在 FB 也曾宣傳過,精彩的文字稿,希望之後能在 FB 披露)。 但這幾天,范瑞鑫同學說,美國哲學大師 Quine (蒯因)在 Word & Object 中所說的 “Radical translation” ,大約該翻譯成「基進翻譯」吧。我當時看了,就覺得很奇怪而不順,為什麼呢?後來我想想,不順的感覺應該來自在很不同脈絡下的同一個字翻譯,不太該譯成一樣的中文。當年解嚴前後,我當然是在一個高度社會性的脈絡下用基進來翻譯 “radical” 一詞,取其對一個社會有個根本性 (fundamental) 的、徹底性的、甚至是本質性 (essential) 的批判立場。所以,基進的翻譯,來自社會範疇,但是蒯因的那一詞,則非來自一般的社會範疇,而是跨文化的兩種語言翻譯的範疇,他描繪的是語言學家在叢林中碰到一個與她自己文化從未接觸過的語言,沒有任何現成的翻譯手冊或語譯者的存在,在這極端的情形下,那位語言學家如何開始建立一個翻譯手冊?所以蒯因 radical translation 的意思,該是「極端翻譯」。這種非社會範疇的情形,在其他領域也有,例如婦產科開刀的手術,有個難度很高的開刀術,叫 radical hysterectomy (簡稱 RH ),我過去在《亞細亞的新身體》書中,跟隨婦產科醫師稱之為「子宮頸癌廣泛性根除手術」。因為不是在社會範疇裡,我們也不宜將之譯成「子宮頸癌基進切除術」吧。 談了點非社會範疇中的 ”radical“ 翻譯,那麼就社會範疇裡,有沒有其他複雜的狀況呢?我想也有。例如,近年來有所謂的 “radical conservative” 一詞。思想家 Hannah Arendt ,就被社會學家 Horowitz 如此稱呼。其實,我不反對將之翻譯成「...

孔恩《科學革命的結構》翻譯第三版:一個2020的註記

 孔恩《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臺灣翻譯的第三版,也算是此書的五十週年紀念版,於2017年在遠流出版社出版,2019進入第二刷。作為原翻譯人之一的我,到了最近才知道此書的出版,也才瞭解,原書的台譯第二版,在幾年前大概就已經絕版。 本來,20世紀後半期的經典著作《科學革命的結構》(後簡稱《結構》),在五六十年後的台灣出了翻譯第三版,當然是件好事。這個翻譯新版還加了一篇Ian Hacking 為原書五十週年紀念版(2012)所寫的新導讀 “Introductory Essay”,王道還翻譯,未讀過原文的朋友自然值得一讀。但對於此書原譯者之一的我來說,卻是感覺複雜。首先,這個台譯第三版,除了加入一篇新的名家導讀外,也刪修了一些原文的翻譯與譯註,而我這個原譯者卻完全未被通知與商榷。其二,在新導讀之後,第三版附帶了我在35年前所寫的導論「科學的哲學發展史中的孔恩」一文,但也完全沒有問我是否要 update 該文。35年前我尚未拿到博士學位時就寫成了此文,而今天我已經是陽明的榮譽教授,這個第三版還刊出我的這篇舊文,好像我對這本經典的導讀與解說,仍然被迫停留在35年的過去,讓人感到相當不愉快。 經過詢問,這個結果是遠流此書的曾責任編輯與王總校定(亦為翻譯者之一)二人自做主張的結果,而此第三版到今年已經進入二刷。遠流曾編輯除了道歉與承認疏失外,也只能答應說在下一刷時讓我對那篇舊導論進行修訂而已。只是我不能理解,為何一個台灣知名的出版社如遠流,在翻譯書出版事業上能夠如此的輕忽。 回想35年前《結構》臺譯的第一版在允晨出版,總校定與譯者之間就有溝通的問題。當年我仍然在紐約哥大準備完成博士論文,而總校定在台灣,或許因為聯絡困難,所以許多譯文的改動,並沒有與原譯者我協商,有這樣的缺失,當年或許還猶有可說。今天大家都在台灣,溝通科技的容易度比起當年不知好多少倍,而我對孔恩與《結構》的理解、對學術英文的翻譯能力也比當年要精進很多,但遠流在編輯與校定第三版時(基本上是對台譯第二版的校刪),他們的權威立場仍然不變,是徹底的忽略譯者,忽略導論的作者,甚至我也要到第三版出版三年後,才偶然知道這個再版的消息。因為當年第一版我的翻譯被輕忽地處理,所以後來我對《結構》這台譯本,並不熱心,而且在研究所裡都鼓勵研究生讀原文,最起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