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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msky、MIT、與STS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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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士基、MIT、與STS的反省

大家好，最近在進行基進知識分子杭士基 (Noam Chomsky) 的研究，接觸到一個有趣又與STS很相關的議題，這與他長年任教的大學MIT有關，特別是在美國六零年代反戰與學生運動的年代。在七零年代初，孔恩所任教的普林斯頓也碰到類似的問題：究竟在這些菁英大學裡面，有多少的科學研究是直接受到美國國防部的計畫補助，進行研發戰爭武器的研究？進而改變了大學作為教育機構的初衷？

MIT，一般認為在那個時代，是個美國頂級的戰爭機器研究機構，而在MIT的杭士基，從六零年代中左右開始，積極反對美國參與越戰與侵略越南，從言論到行動（組織RESIST運動），都引起廣泛的注意。那麼杭士基如何在一個所謂帝國戰爭機器的肚子裡面生存，進而大肆反戰？更何況，杭士基所工作的語言學學程，是附著在MIT的電子研究大實驗室(RLE)裡。透過在UCL做研究的人類學家Chris Knight 近年來的研究(Decoding Chomsky, 2016)，知道美國空軍在MIT的投資計畫，很重視杭士基的語言理論，希望從他的Universal grammar 的理論，可以發展成電腦在戰爭時由將軍來指揮的指令語言，所以，在RLE實驗室裡，杭士基可能受到很大的壓力要為美國空軍效力。

但是，Knight 認為，積極反戰的杭士基，就反向發展了一種高度抽象的語言學理論，抽象到與現實無關的，如此軍方就無從應用他的理論，也讓杭士基保住了他的良心。近來，更進一步，Knight (2019，刊於紀念杭士基「知識分子的責任」(RoI)文章五十週年文集) 發現當年杭士基還曾是軍火公司MITRE的顧問。MITRE也是對杭士基的語言理論有興趣，希望直接發展出洲際飛彈的電腦指令語言，且奇怪的是，杭士基從過去到現在，從未在文字中提過MITRE，雖然他有些學生當時就在MITRE裡面工作。到了1965年，Knight 認為杭士基不再能忍受自己仍是MITRE的顧問，故而辭掉顧問，毅然更加深入地投入反戰，批判美國帝國主義。

關於這個故事，杭士基本人如何反應？那又與STS如何相關？在一個高科技軍火大學、軍火大公司裡面工作的科學家如杭士基，這種社會環境與壓力，是否會影響到他的研究理論？一般而言，STS認為很可能會受影響，當然還要看那個軍火機構對科學家的實際壓力為何。Knight的論點反而是，杭士基故意反向發展出高度抽象的語言理論來對抗，為得是不要被軍方所利用。STS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傳統，從Paul Forman (1971)研究威瑪文化的德國物理學家開始，就發現當年物理學家不少人受到威瑪文化的影響，做出不符合理性觀點的物理學判斷。至於到六零年代的美國，美國軍方不但影響，而且許多學院科學家還積極加入戰爭武器的研發，在STS看來，這都很可能會發生的。但是當今國際大基進知識分子杭士基對Knight論點的反應，或許更驚人。（我這裡杭士基說的反應是來自他RoI論文五十週年論文集裡的回應）

其實杭士基很不喜歡Knight得意洋洋的論點（雖然Knight完全肯定杭士基的政治取向）。他以過來人的身份自道當年。首先，RLE裡面的語言學團隊性質，Knight 根本沒有研究，簡單就教條式的認為該團隊就熱心在發展軍方指令語言，其實根本沒有。杭士基與他的同事當初對這個指令語言的應用就沒有興趣，反而去發展了不少有社會意義的語言面向（但非軍事的），並不抽象。杭士基的學生是在MITRE工作，但他當年與學生在那裡討論的，只是很平常的語言學內容（根據Knight後來對他學生的訪談）。Knight雖然發現了杭士基的顧問頭銜，但杭士基當年似乎對MITRE沒有作任何的貢獻。反過來，杭士基認為Knight的推測根本是錯的，他個人的語言學理論之發展，從他哈佛的博士論文開始，到MIT剛開始工作時受軍方補助時的研究，到後來他們的語言學研究所不再有軍方經費時的後續發展，這三個階段，杭士基都是同一個方向、同一組理論，中間完全沒有受到所謂軍方經費的影響或扭曲。所以他自己語言學理論發展的軌跡，就直接否證了Knight粗糙的科學社會學猜想。

還有，杭士基強調，當年他在MIT的研究很自由，沒有限制。六零年代後期，因他的反戰行為被逮捕進監獄，是FBI對他有很大的壓力，但MIT對他沒有壓力，反而在許多地方支持他在外面行動所碰到的困難，例如六零年代中的RESIST運動，全國的串連中心就是在他們RLE大實驗室裡面。雖然MIT當年是美國的菁英戰爭機器，但它對教授們的政治理念似乎沒有什麼干涉（但對學生佔領軍方實驗室，校方則要提告），反而在1976年讓杭士基成為Institute Professor，可以在校內任何所系開課，全校只有政治系不歡迎他（滿可理解的：）。MIT當年的一些科學家，也率先發展出關切科學的社會責任的組織。當然 Knight vs. Chomsky 這個辯論很複雜，涉及到更多方面，許多學者也加入了討論與辯論，如在倫敦書評的場域，STS人如 Les Levidow, Hilary Rose 等人也加入。我在這裡不準備仔細討論。主要只是報告這事件目前我特別有興趣的部分，並做點STS的反思。

的確，就STS的論點而言，從MIT的RLE之性質，到杭士基的行為，並不符合STS／SSK論點的簡單推測，但卻是很可以理解的。STS的一般理論不能夠涵蓋到每一個個人，當年 Barry Barnes 對STS的利益理論(1977)的討論就一再提醒這一點，何況科學機構如RLE的性質也需要更多的分析才能更確定。Forman 對威瑪文化中德國物理學家社群的研究，也發現威瑪文化對少數幾個「頑固的」物理學家（如普郎克、愛因斯坦等）產生不了作用。同理，MIT的一般軍火文化，對一些有政治意識的科學家，也發揮不了作用，如杭士基還有一些其他教授們等。另外杭士基對MIT大學教育與幾個大軍方實驗室密切連結的問題（如RLE、林肯、Instrumentation等），也有不的看法，不同於一般學生運動直接要求軍方實驗室完全退出大學的看法。我在《STS的緣起與多重建構》(2019)書中第七章曾有些討論。

大為 2022/4/11 STS studylist 後續修訂

（附註：杭士基在60年代末的當年，對MIT還有反戰運動的討論，可以參考他1969的文字 "The Function of the University in a Time of Crisis"，後來收集到他的 For Reasons of State 文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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