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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新橋譯叢到東方主義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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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新橋譯叢到東方主義

最近因為一些因素，重新研讀與處理了一點 _Orientalism_ (1978)的議題，更深深感覺到這個主題以及薩伊德的不簡單。同時，我也想到當年我參與翻譯孔恩《科學革命的結構》(1985)的時代，是來自新光吳氏基金會所支持的「新橋譯叢」。當年我翻譯孔恩那本經典時，我正在美國作博士研究生。當時透過幾位余英時的學生如康樂等的發起，編輯群的組成似乎是以學（中國）歷史的留美臺灣研究生為主，找的譯者則常是美國東海岸名校的台灣留學生，選的書則通常都已是人文社會領域的經典，當這些譯者們學成回台任教之後，通常是教學與研究兩頭燒，我的印象就是他們就很少再譯書了。
我最近的小困惑是，為何當年新橋的譯書名單中很少如Edward Said, Foucault, 還有一些後結構主義者的經典？傅科的中文翻譯，後來常被中國的譯者所完成，譯的好壞先不論。薩伊德的幾本經典，海峽兩岸的譯者都有翻譯，我後來忝為《東方主義》台譯本（立緒）的校定者之一，但在校定的時間上，已經是1999左右了。所以，我反而好奇的是，在八零年代初期發起的「新橋譯叢」，究竟是個甚麼時代？這個新橋譯叢的成果，按照近年來的統計，透過它所翻譯的41本書，韋伯(M.Weber)的著作就佔了13本，另外則點綴了一些五六零年代甚至更早的名著，作者則包括了T.Kuhn, B.Moore, K.Polanyi, C.M.Cipolla, L.Dumont, M.Mauss, B.Malinowski等人。從這樣的名單看來，真的是相當「古典」！之前我還不清楚，我當年參與的譯叢是這樣的一個視野。當年我在哥大讀哲學系，當然以分析哲學為主，但我也常去社會系、歷史系、甚至到New School of Social Research聽課或修課，但我竟然不知道那時也在哥大教書的薩伊德。我1986年回台灣清華教書，需要告解的是，我花不少時間所研讀的傅科與薩伊德，都是在我回國之後才開始的。當年在清華的頭幾年，我和中國思想史家錢新祖頗好，是他幾乎一天到晚提傅科與德希達，才引起我當時的注意與研讀，當然部分也因為傅科的思想與我熟知的科學史有相當的關係。
我不禁想，像我這樣對文化批判與後結構主義的遲鈍與後知後覺，是正常的嗎？我回台教書的第一年，《當代》月刊也創刊了(1986)，第一期的專輯就是傅科，第四期的專輯是德希達（第二、三期專輯都是「反叛的六零年代」），這似乎也不是偶然的，如果我們再看當年當代的編輯顧問群，其中做漢學研究、中國史、還有華文文學研究的學者頗不少，今天想來，這也是個很有趣的組合與方向。不過，如果我再看看文化批判與後結構主義（不少起源於法國）在美國風行的年代，也就比較釋然。畢竟，_Orientalism_才出版於1978，Dreyfus & Rabinow著名的_Michel Foucault_一書也才出版於1982，傅科的_History of Sexuality_英譯本也才出版於1978。所以，如果這些著作出版後要再經過五年十年才成為名著的話，那麼似乎八零年代後期才是美國後結構主義思潮的年代，也幾乎同時或稍後，他們也大大衝擊了臺灣，配合了解嚴後的台灣社會。我這樣子算時代，不曉得有否掛一漏萬？所以，是否可如此說，新橋譯叢開創的年代，本來就是相當古典的，而非譯叢的編輯們有意選擇譯下的後果。
到了今天，所謂後結構主義的「狂潮」似乎也該過去了，回顧當年的新橋譯叢，後來在臺灣學術文化界所可能引起的波瀾究竟有多少？或許值得再思考。

傅大為 FB (2016, Nov. 16) 尚有12則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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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近年來孔恩研究的一點印象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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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2012年是孔恩的《結構》（SSR）出版半個世紀五十年，2014臺灣的STM期刊出版了五十年專輯（由瑞麟和我合編），裡面有相當多的SSK與孔恩相關的論文。當然同時前後，許多國際期刊也出版了回顧性的小專輯討論，從SSS、HSNS (Historical Studies of Natural Science)、到我們的EASTS (vol.6.4-2012)等等，都出版了小專輯。但是在科學史、HPS的相關領域，這一兩年前後也出版了至少三本專書來回顧。他們有： Kuhn's SSR at fifty: reflections on a science classic , eds., R.Richards & L.Daston (2016) Integrating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problems and Prospects , eds., S.Mauskopf & T.Schmaltz (BSPS vol.263, 2012)（上封信我討論到相對主義的鬼魂，就是取材於這本書） Kuhn's SSR - fifty years on (2015) eds., Devlin & Bokulich, BSPS vol.311. 在這些新研究裡，我也只看了一部分，但大致得到了一點印象，分享三點如下。 一，孔恩在MIT、Princeton、哈佛等大學中的檔案，特別是MIT的，現在已經是許多新論文必須參考的材料。S.Fuller's Thomas Kuhn (2000)的大書，基本上沒有用到孔恩的檔案（只有哈佛檔案），而他在書中所認為的一個柯南(Conant)冷戰意識型態下的常態科學家孔恩的說法，近年來已經不斷地被一些新研究否定，如Forrester (2007)（見我在2014-STM專輯中的論文），又如 Reisch (2016，前面提的第一本專書)，即使 Fuller 自己不承認（見他 Kuhn vs. Fuller 2003 的小書序言，有台譯本）。總之，孔恩檔案在21世紀的問世，讓世人有更多機會研究他 SSR 一書非常多的新面向，畢竟該書太成功、太有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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