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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新橋譯叢到東方主義 (2016)

 從新橋譯叢到東方主義

最近因為一些因素,重新研讀與處理了一點 _Orientalism_ (1978)的議題,更深深感覺到這個主題以及薩伊德的不簡單。同時,我也想到當年我參與翻譯孔恩《科學革命的結構》(1985)的時代,是來自新光吳氏基金會所支持的「新橋譯叢」。當年我翻譯孔恩那本經典時,我正在美國作博士研究生。當時透過幾位余英時的學生如康樂等的發起,編輯群的組成似乎是以學(中國)歷史的留美臺灣研究生為主,找的譯者則常是美國東海岸名校的台灣留學生,選的書則通常都已是人文社會領域的經典,當這些譯者們學成回台任教之後,通常是教學與研究兩頭燒,我的印象就是他們就很少再譯書了。
我最近的小困惑是,為何當年新橋的譯書名單中很少如Edward Said, Foucault, 還有一些後結構主義者的經典?傅科的中文翻譯,後來常被中國的譯者所完成,譯的好壞先不論。薩伊德的幾本經典,海峽兩岸的譯者都有翻譯,我後來忝為《東方主義》台譯本(立緒)的校定者之一,但在校定的時間上,已經是1999左右了。所以,我反而好奇的是,在八零年代初期發起的「新橋譯叢」,究竟是個甚麼時代?這個新橋譯叢的成果,按照近年來的統計,透過它所翻譯的41本書,韋伯(M.Weber)的著作就佔了13本,另外則點綴了一些五六零年代甚至更早的名著,作者則包括了T.Kuhn, B.Moore, K.Polanyi, C.M.Cipolla, L.Dumont, M.Mauss, B.Malinowski等人。從這樣的名單看來,真的是相當「古典」!之前我還不清楚,我當年參與的譯叢是這樣的一個視野。當年我在哥大讀哲學系,當然以分析哲學為主,但我也常去社會系、歷史系、甚至到New School of Social Research聽課或修課,但我竟然不知道那時也在哥大教書的薩伊德。我1986年回台灣清華教書,需要告解的是,我花不少時間所研讀的傅科與薩伊德,都是在我回國之後才開始的。當年在清華的頭幾年,我和中國思想史家錢新祖頗好,是他幾乎一天到晚提傅科與德希達,才引起我當時的注意與研讀,當然部分也因為傅科的思想與我熟知的科學史有相當的關係。
我不禁想,像我這樣對文化批判與後結構主義的遲鈍與後知後覺,是正常的嗎?我回台教書的第一年,《當代》月刊也創刊了(1986),第一期的專輯就是傅科,第四期的專輯是德希達(第二、三期專輯都是「反叛的六零年代」),這似乎也不是偶然的,如果我們再看當年當代的編輯顧問群,其中做漢學研究、中國史、還有華文文學研究的學者頗不少,今天想來,這也是個很有趣的組合與方向。不過,如果我再看看文化批判與後結構主義(不少起源於法國)在美國風行的年代,也就比較釋然。畢竟,_Orientalism_才出版於1978,Dreyfus & Rabinow著名的_Michel Foucault_一書也才出版於1982,傅科的_History of Sexuality_英譯本也才出版於1978。所以,如果這些著作出版後要再經過五年十年才成為名著的話,那麼似乎八零年代後期才是美國後結構主義思潮的年代,也幾乎同時或稍後,他們也大大衝擊了臺灣,配合了解嚴後的台灣社會。我這樣子算時代,不曉得有否掛一漏萬?所以,是否可如此說,新橋譯叢開創的年代,本來就是相當古典的,而非譯叢的編輯們有意選擇譯下的後果。
到了今天,所謂後結構主義的「狂潮」似乎也該過去了,回顧當年的新橋譯叢,後來在臺灣學術文化界所可能引起的波瀾究竟有多少?或許值得再思考。

傅大為 FB (2016, Nov. 16) 尚有12則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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