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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新橋譯叢到東方主義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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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新橋譯叢到東方主義

最近因為一些因素，重新研讀與處理了一點 _Orientalism_ (1978)的議題，更深深感覺到這個主題以及薩伊德的不簡單。同時，我也想到當年我參與翻譯孔恩《科學革命的結構》(1985)的時代，是來自新光吳氏基金會所支持的「新橋譯叢」。當年我翻譯孔恩那本經典時，我正在美國作博士研究生。當時透過幾位余英時的學生如康樂等的發起，編輯群的組成似乎是以學（中國）歷史的留美臺灣研究生為主，找的譯者則常是美國東海岸名校的台灣留學生，選的書則通常都已是人文社會領域的經典，當這些譯者們學成回台任教之後，通常是教學與研究兩頭燒，我的印象就是他們就很少再譯書了。
我最近的小困惑是，為何當年新橋的譯書名單中很少如Edward Said, Foucault, 還有一些後結構主義者的經典？傅科的中文翻譯，後來常被中國的譯者所完成，譯的好壞先不論。薩伊德的幾本經典，海峽兩岸的譯者都有翻譯，我後來忝為《東方主義》台譯本（立緒）的校定者之一，但在校定的時間上，已經是1999左右了。所以，我反而好奇的是，在八零年代初期發起的「新橋譯叢」，究竟是個甚麼時代？這個新橋譯叢的成果，按照近年來的統計，透過它所翻譯的41本書，韋伯(M.Weber)的著作就佔了13本，另外則點綴了一些五六零年代甚至更早的名著，作者則包括了T.Kuhn, B.Moore, K.Polanyi, C.M.Cipolla, L.Dumont, M.Mauss, B.Malinowski等人。從這樣的名單看來，真的是相當「古典」！之前我還不清楚，我當年參與的譯叢是這樣的一個視野。當年我在哥大讀哲學系，當然以分析哲學為主，但我也常去社會系、歷史系、甚至到New School of Social Research聽課或修課，但我竟然不知道那時也在哥大教書的薩伊德。我1986年回台灣清華教書，需要告解的是，我花不少時間所研讀的傅科與薩伊德，都是在我回國之後才開始的。當年在清華的頭幾年，我和中國思想史家錢新祖頗好，是他幾乎一天到晚提傅科與德希達，才引起我當時的注意與研讀，當然部分也因為傅科的思想與我熟知的科學史有相當的關係。
我不禁想，像我這樣對文化批判與後結構主義的遲鈍與後知後覺，是正常的嗎？我回台教書的第一年，《當代》月刊也創刊了(1986)，第一期的專輯就是傅科，第四期的專輯是德希達（第二、三期專輯都是「反叛的六零年代」），這似乎也不是偶然的，如果我們再看當年當代的編輯顧問群，其中做漢學研究、中國史、還有華文文學研究的學者頗不少，今天想來，這也是個很有趣的組合與方向。不過，如果我再看看文化批判與後結構主義（不少起源於法國）在美國風行的年代，也就比較釋然。畢竟，_Orientalism_才出版於1978，Dreyfus & Rabinow著名的_Michel Foucault_一書也才出版於1982，傅科的_History of Sexuality_英譯本也才出版於1978。所以，如果這些著作出版後要再經過五年十年才成為名著的話，那麼似乎八零年代後期才是美國後結構主義思潮的年代，也幾乎同時或稍後，他們也大大衝擊了臺灣，配合了解嚴後的台灣社會。我這樣子算時代，不曉得有否掛一漏萬？所以，是否可如此說，新橋譯叢開創的年代，本來就是相當古典的，而非譯叢的編輯們有意選擇譯下的後果。
到了今天，所謂後結構主義的「狂潮」似乎也該過去了，回顧當年的新橋譯叢，後來在臺灣學術文化界所可能引起的波瀾究竟有多少？或許值得再思考。

傅大為 FB (2016, Nov. 16) 尚有12則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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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秋逝世 (2023/N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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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以前，當燕秋告知我她得病的消息，並囑我不要說出去，當時我私下感嘆，何以命運待人如此的不公平。 吳燕秋當年是我清華歷史所指導的博士學生。她的題目是當年一般史學界有點禁忌的題目：墮胎的歷史。也是這個非光明正面、非社會運動、非民族的題目，讓她的博士論文，雖然精彩，卻沒有一開始就很奪目。 後來她努力寫了不少其他題目，也曾轉換一些主題，下面秀雲所引的著作目錄，可以參考。但那個目錄並沒有提到她後來努力的一個研究與訪談對象：關於民間釀酒的知識與歷史，下面貞吟提到，她曾寫完論文投稿， 結果台灣史方面的評審說，這個題目有什麼可寫的？我想，這就有點像她早期寫墮胎的題目，邊緣的歷史。 但這也是燕秋一貫努力追求的一點光亮與智慧。 她作新知委員時，在辦理募款餐會時，曾努力把不少師長輩的朋友都拉去參加，害的我們所內的新知委員抱怨說幾乎沒有人可拉了。 我曾與她一起到台南成大參加國際研討會，開會前我們曾利用機會在成大會館前的小酒館大喝了幾杯啤酒。這類似她後來臉書上常貼的酒館照片，那似乎是一種奇特的記錄。 當年我在作EASTS工作時，強調與日韓聯盟，燕秋也曾代表台灣的STS博士生，在韓國與她們學生拼酒。 我們也曾邀請燕秋和伊瑪貓來淡水、還有去北海岸的餐館好好吃幾頓，順便鼓勵她。 在這個過程中，我也曾常勸她好好把文章再修改投稿，直到有一天，她憂傷的對我說，老師我生病了，不想再投稿了。 就如之前秀雲提問說「這樣勤於耕耘，卻難以在台灣找到教職，值得反思。」 並問說「性別醫療史研究難以在性別研究或是史學領域發展嗎？」 但其實，燕秋找工作，不止是找性別研究或史學，還包括STS、通識、中醫藥、醫人文、STM、台灣研究、歷史與文物等等領域或機構，在我替她寫介紹信的長長一列檔案裡，我看到這個時代邊緣研究者的努力與辛酸，還有寫介紹信的人的無奈與挫折。 其實應該還有更多的老師們也替燕秋寫過不少的介紹信。的確，這值得我們有位子的人大家反思。 多年來，燕秋以兼課老師來謀求點微薄的薪資，她的日子可以過下去，當然很大一部分是歸功於伊瑪貓與她相互珍惜，前後一貫的支持。今年三月反戰後，我變得很少上個人臉書，不知道燕秋與伊瑪貓已經結婚， 她們自然有她們的道理，今天也無法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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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凱勒(Evelyn Fox Keller) (2023/O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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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個星期前，林力娜寫信給我說，Evelyn 的日子不長了，或許可以寫封信給她。我就馬上寫了，不知她是否曾看到。 後來洪靖告知，Keller 已於九月22號過世，得年87歲。網路上紀念她的訃文很容易找，我就不多引了。 我就在這裡記幾件事，凱勒與我有關的事。 我的第二篇寫性別與科學的研究論文，就是寫「融會在玉米田裡的非男性科學」(1999)，雖然有人認為她的名著 A Feeling for the Organism (1983), 已經早不是她的關切所在了，我倒不如此認為。 2008年，全球女性科學家會議在陽明大學舉辦，凱勒來陽明做主題演講，我和洪裕宏榮幸做了評論，印象很深。當時美國正在總統選舉，許多人都希望歐巴馬當選，我們當時與凱勒在盧孳豔家看電視開票，結果歐巴馬當選，當時大家很高興，不知道後來大家對他很失望。那次我們還帶著她去逛士林夜市，劉瑞琪記得，郭文華曾拿豬內臟來挑戰她說是否敢吃？凱勒竟然笑著說，她經歷過二次大戰，什麼艱苦的日子都曾渡過，內臟怎會嚇得到她？ 最近幾年有一次，我曾在劍橋大學李約瑟研究所開會，凱勒也在，有一天我在早餐上碰到她，遂與她一起用餐。那時她對我說她正在寫她的回憶錄，說中間會讓很多男性學者很尷尬。因為當年她開始找事時，受到很多男教授的歧視，包括好幾起有名的資深男教授對她的惡意阻礙，真令人驚訝。後來還是一些學校女生希望增加女教授的人數、還有希望有性別方面的課程，讓她才有機會進入學界。也是因為如此，她才開始開授性別與科學方面的課，甚至開出這整個領域來，包括她的 Reflections on Gender and Science (1985) 文集，我在大學教書三十多年，用過她這幾本書幾乎無數次。 最近我也才知道，她的自傳也於今年出版 Making Sense of My Life in Science: A Memoir (2023). 凱勒對我們東亞STS期刊也有一定的注意，也曾批評過拉圖的ANT，以前林力娜曾建議和她要在我們的期刊辦一個關於語言與科學的專題，可惜後來沒有成功。後來我曾在4S會議中我們EASTS的國際編委會上，宣讀過一點我們對她表示感謝與支持的文字，當時凱勒也在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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