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橋譯叢到東方主義
最近因為一些因素，重新研讀與處理了一點 _Orientalism_ (1978)的議題，更深深感覺到這個主題以及薩伊德的不簡單。同時，我也想到當年我參與翻譯孔恩《科學革命的結構》(1985)的時代，是來自新光吳氏基金會所支持的「新橋譯叢」。當年我翻譯孔恩那本經典時，我正在美國作博士研究生。當時透過幾位余英時的學生如康樂等的發起，編輯群的組成似乎是以學（中國）歷史的留美臺灣研究生為主，找的譯者則常是美國東海岸名校的台灣留學生，選的書則通常都已是人文社會領域的經典，當這些譯者們學成回台任教之後，通常是教學與研究兩頭燒，我的印象就是他們就很少再譯書了。
我最近的小困惑是，為何當年新橋的譯書名單中很少如Edward Said, Foucault, 還有一些後結構主義者的經典？傅科的中文翻譯，後來常被中國的譯者所完成，譯的好壞先不論。薩伊德的幾本經典，海峽兩岸的譯者都有翻譯，我後來忝為《東方主義》台譯本（立緒）的校定者之一，但在校定的時間上，已經是1999左右了。所以，我反而好奇的是，在八零年代初期發起的「新橋譯叢」，究竟是個甚麼時代？這個新橋譯叢的成果，按照近年來的統計，透過它所翻譯的41本書，韋伯(M.Weber)的著作就佔了13本，另外則點綴了一些五六零年代甚至更早的名著，作者則包括了T.Kuhn, B.Moore, K.Polanyi, C.M.Cipolla, L.Dumont, M.Mauss, B.Malinowski等人。從這樣的名單看來，真的是相當「古典」！之前我還不清楚，我當年參與的譯叢是這樣的一個視野。當年我在哥大讀哲學系，當然以分析哲學為主，但我也常去社會系、歷史系、甚至到New School of Social Research聽課或修課，但我竟然不知道那時也在哥大教書的薩伊德。我1986年回台灣清華教書，需要告解的是，我花不少時間所研讀的傅科與薩伊德，都是在我回國之後才開始的。當年在清華的頭幾年，我和中國思想史家錢新祖頗好，是他幾乎一天到晚提傅科與德希達，才引起我當時的注意與研讀，當然部分也因為傅科的思想與我熟知的科學史有相當的關係。
我不禁想，像我這樣對文化批判與後結構主義的遲鈍與後知後覺，是正常的嗎？我回台教書的第一年，《當代》月刊也創刊了(1986)，第一期的專輯就是傅科，第四期的專輯是德希達（第二、三期專輯都是「反叛的六零年代」），這似乎也不是偶然的，如果我們再看當年當代的編輯顧問群，其中做漢學研究、中國史、還有華文文學研究的學者頗不少，今天想來，這也是個很有趣的組合與方向。不過，如果我再看看文化批判與後結構主義（不少起源於法國）在美國風行的年代，也就比較釋然。畢竟，_Orientalism_才出版於1978，Dreyfus & Rabinow著名的_Michel Foucault_一書也才出版於1982，傅科的_History of Sexuality_英譯本也才出版於1978。所以，如果這些著作出版後要再經過五年十年才成為名著的話，那麼似乎八零年代後期才是美國後結構主義思潮的年代，也幾乎同時或稍後，他們也大大衝擊了臺灣，配合了解嚴後的台灣社會。我這樣子算時代，不曉得有否掛一漏萬？所以，是否可如此說，新橋譯叢開創的年代，本來就是相當古典的，而非譯叢的編輯們有意選擇譯下的後果。
到了今天，所謂後結構主義的「狂潮」似乎也該過去了，回顧當年的新橋譯叢，後來在臺灣學術文化界所可能引起的波瀾究竟有多少？或許值得再思考。
傅大為 FB (2016, Nov. 16) 尚有12則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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