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關鍵詞工作坊報告
發表於2019《臺灣理論關鍵詞》（聯經文庫）史書美、梅家玲、廖朝陽、陳東升主編(pp.205-217)
基進 2.0 （附註*）
傅大為
本文以筆者自身參與臺灣社會與文化運動的十年經驗(1986-1996)為基礎，以當時提出的「基進」(radical)概念為思考核心，並旁及一些當時我提出的相關概念如「邊緣戰鬥」、「反宰制」等， 在20年後不同的臺灣時空中，來重新反省這個關鍵詞的歷史軌跡與當代可能的意義。本文大致從歷史與社會的兩個向度，來討論這個關鍵詞的幾個重點：一，從解嚴前後「基進」與「邊緣戰鬥」的提出與發展，到近十年後所遇到的一些挫折。二，個人性基進與團體性基進的分際：過去在基進的人際與團體性的挫敗、問題及再思考，並關連到普遍性與特定性兩種不同傾向的知識分子特性(universal vs. specific intellectual)。三，基進的「歷史性與變化」如何理解？而基進的「團體性」如何演化與調整？如此，我們才能談到基進如何積累、如何延展的歷史性。
透過以上三點的思考，在二十一世紀2016的臺灣，當民進黨再度執政，臺灣的環境、能源、文化、科技與醫療、學術與教育環境，在這幾年來，大概都遇到了解嚴以後可能是最嚴重的問題時刻，許多社會領域都是搖擺不定、問題叢生，或許是我們重新思考與再提起基進的時刻，只是這次應該是基進的2.0了。
一，基進的黎明與邊緣戰鬥小史
大約在1986年前後，解嚴前不久，我開始參與臺灣的一些社會及文化運動，提出了我在美國讀書時所準備的「基進」觀點， 並在台灣的一些社會文化思想運動中推展。首先我想強調，基進(radical)是個關於立場與戰鬥位置的概念，針對問題作徹底而根本（這裡含有有個radical root的深耕概念）的社會分析，我要脫離傳統把radical說成是「激進」(“extreme”)的心理狀態說法。那個「激進的心理」其實與立場無關，歷史上有基進的激進，但也有保守的激進，反之基進不一定就是有那心理狀態的激進。其次更重要的，基進的立場是「反宰制」、基進的戰鬥位置是邊緣戰鬥。在解嚴前後，臺灣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都是針對過去威權時代的各種權力宰制而發的，雖然各種社會運動的最終理想常不一樣，但是反威權體制的「反宰制」立場，是許多運動論述所共有的， 基進論述只是其中一種。可是，基進的邊緣戰鬥位置，就與許多其他社會運動的中心戰鬥位置不同。簡單說，它要與各種中心戰鬥觀點作區隔，如各種以國家政權（或說國家機器）為中心的自由主義、或是左派社會主義的立場作區隔。邊緣戰鬥的目的不在建立一個好的政權、或取得政權，邊緣戰鬥是要突破一切權威的「系統性」牢籠，它要尋求的尋求是非系統性、局部性、相對性的自由社會空間。這個理想，當然有傅科影響的影子。
從基進追求的「非系統性」的位置來看，聽起來有些像無政府主義，但它的重點不是在反對任何形式的國家機器， 而是對政府深有戒心，且非以掌權為其目的。它也質疑其他民間或市民社會型態的中心權力宰制（如大財團、大公司、大宗教等民間機器）， 同時它也反戰、反核、反父權、反性宰制、反白色恐怖、反大系統的知識醫療與技術等等。或許在現代社會中的基進觀點，比傳統的無政府主義更廣泛而深入，但不像過去某些無政府主義流派必欲去除政府而後快。
在這樣的戰鬥位置上，在我曾所謂「基進的黎明」時代中，我曾和許多朋友在一些社運中合作反宰制，曾參與多次的520大型社運（一直到李登輝把520當作總統任職日為止）及新竹在地乃至清華內部的一些文化與教師運動、在報章中配合寫專欄，後來還出版了專欄的文集《基進筆記》、《知識與權力的空間》、《知識、權力與女人》，同時，我也曾和學界運動界的朋友一起舉辦基進的學術與文化刊物，如《臺灣社會研究》(1998, Radical Quarterly)、《島嶼邊緣》季刊(1991)、還有更地方性的《新竹風》(1991)月刊等。在九零年代初期的臺灣，各種社會運動百花齊放，一時之間，基進與邊緣戰鬥之路似乎也暢行無阻，那真是個基進的黎明。
但是很快的，台灣解嚴(1987)不到十年，幾年內許多社會文化團體紛紛出現了問題，我參與的一些基進團體也是如此，《島嶼邊緣》季刊於1995年結束、《新竹風》月刊只持續了一年多，而我也於1995年，因為彼此的見解及社會位置差異太大，而離開了我創立的《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 最後，我曾參與多年的清華大學所謂「清華幫」 ，也於1995年因嚴重的內部爭議而解體。時光不留人，從1995到2015轉眼20年，去年年底我曾應老友楊儒賓之邀，演講「再問基進為何物：《基進筆記》25年後」，在準備該演講時，我才領悟到，解嚴後的基進之路，前後不到十年，便已然挫敗。
二，基進的個人性與團體性，並再思考知識分子
我曾前後檢討，解嚴前後的基進之路為何挫敗？當然實際上，有很大一部份是基進團體的內部爭議而導致分裂與挫敗。基進觀點強調反宰制，我們可以有很多基進的個人，分別在不同的社會機構如大學中進行邊緣戰鬥，但是來自不同社會脈絡的基進人，如何形成一個有彈性又穩固的基進團體？基進從思想與個人行動的非系統性（包括局部化、相對化），如何走向團體與人際的非系統性？基進團體如何能夠容納各種異質性的聲音，各自發展所長，彼此學習，而非一旦立場不合就脫離團體，只剩下一個高度同質性的小團體？
這個基進的集體性(collectivity)問題， 大概要比一個普通團體的集體性問題困難。因為基進團體中的個人批判性與反身性都強，批判外在世界之餘，很容易轉而質疑到團體內部的成員，同時基進團體既然反宰制、反中心權力，自然也該反對團體中的階層化，或反對在團體內形成一個穩固的權力中心。
或許，從十九世紀以來的各種無政府主義思潮，有助於解決基進的集體性問題？從無政府主義哲學家普魯東過去所強調的交互性(mutualism)、自動自發的秩序(spontaneous order)，後來俄國理論家克魯刨特金所強調的互助，到無政府工會主義所強調的團結(solidarity)與工人的自我管理(Worker’s self-management)，乃至在俄國革命與西班牙內戰時期一些無政府主義公社或特區(communes and Territory)中的實際歷史經驗，還可包括法國68年的運動，似乎都可以提供一些模糊但又熟悉的靈感。特別是2009年在西雅圖所形成的反WTO高峰會議的集體抗議行動，震驚世界，並激起所謂的後結構之無政府主義、後無政府主義(post-anachism)等新思潮。 但如何具體的來分析過去基進之路的挫敗、如何提出一些建構基進集體性的方案，仍然有待於進一步的工作。基本上，透過後結構主義的洗禮，傳統無政府主義對人性本質主義還有歷史必然性等教條，已經逐漸瓦解，但另一方面，無政府主義的行動信念與政治取向，也補充了後結構主義傾向沈溺思想及解構一切的無力感。
另外，工作坊中也有朋友提起，因軍中虐殺洪仲丘所引起2013的白衫軍運動、到2014因反服貿而延伸到長期佔領立法院之太陽花運動，甚至有相當的國際知名度，它們與我這裡討論的基進的集體性之關係為何？雖然我有短暫參與一點太陽花運動，但因為此二大事件離當今的時間距離很短，故非本文想來回顧與反省的重點，不過這裡可以簡單觀察一下這兩個大運動。雖然它們聚集廣場時抗議者動輒可達二三十萬，但消退時似乎也很快，又雖然太陽花的影響層面很廣，組成多元而複雜，不是從抗議廣場的大聚眾就可以表現出來的， 但太陽花的集體中應有不少是可聚可散的抗議群眾，而非我這裡說的成員彼此認識與合作的長期基進團體，固然太陽花運動裡也有一些更像基進團體的小團體在太陽花中彼此串連與合作，但我對他們的理解很少，所以目前不應多談。現在我還是來談談我自己在挫敗之後對此「基進的集體性」反省的心路歷程。
受傅科的影響，我曾以傅科的一個對知識分子的區分（普遍型知識分子VS. 特定型知識分子 -universal vs. specific intellectuals）來再次構思一個可能的基進新集體性。傳統的普遍型知識分子，以天下為己任，言論常不脫真理與正義，社會行動的範圍無所不包，他/她是一個社會的良心，是一位關於「普遍性」的發言人。反之，特定型的知識分子，能夠干預到社會與政治的秩序，不是因為他的普遍性論述，而是因為她在知識秩序(order of knowledge)中所佔有的特殊位置，使得這個透過特殊知識管道的干預成為可能，並進而構成政治上的威脅。 傅科同時希望說，普遍型知識分子的歷史時代，已經逐漸消逝，反之特定型知識分子的新形象，正逐漸邁入一個以科技社會(technoscience society)的歷史舞台。
透過傅科這個區分，我後來如此思考基進的集體性問題。如何儘量避免建構一個全稱性的、「普遍知識分子」式的基進團體：首先要避免團體內外之分的僵硬而又涉及意識型態之爭（如當年的台社 [與島邊部分重疊] vs. 澄社 vs. 台教會）。其次，普遍型的基進團體涉及領域太多（如從「統獨」、工運、校園、台灣史、到「參與社運與否」以及其他一切），團體內發生衝突或意識型態不合的可能性大。反之，發展有特殊興趣或知識目的的特定型基進團體，並避免涉及其他議題（如統獨政治）：可以想見的例子如環境生態、替代能源研究、性別(gender)研究、原住民研究、性別與醫療研究、科技與社會研究、食農反體制運動（詳後）等等。
以上幾個例子，其中有一部份，固然是我當年在基進之路挫敗後所走的路，一步步地走來，一些我所參與的思想學術團體還繼續發展，並持續發光，而且，在某個程度下，我自己定位那些團體有個基進的面向，倒不是那些團體本身就有個基進之名，而是透過一些基進的特定型知識分子的介入與建構，讓那些團體有了基進的面向。但是當然，特定型的說法強調了知識秩序中的特殊位置，那些具有干預潛力的位置，我並舉了一些生物學家與物理學家的例子，很容易讓人懷疑，我這裡強調的特定型之意義，是否就是所謂在「遠離普遍性」之後的一種去政治化的「專業倫理」？
我想這當然不是指專業倫理。專業倫理只是在維持一個「專業社群秩序」的基本倫理守則，但它並不涉及專業者企圖去「基進化」這個專業本身，讓這個專業發展出或朝向一個基進的進路，但仍然保持其專業的能力，這正是基進的專業者要作的內部工作，同時，對專業的外部而言，一個特定型的基進團體，也正是利用這個專業的管道、包括其知識上的有效性與權威， 來干預這個專業的「鄰近社會脈絡」，甚至更廣泛的社會影響。這不是一個普遍性的社會知識良心，而是建基在某些專業中的局部性/在地性的基進化，而這個局部性，也有可能觸動更大的社會動脈，而使得特定型的基進團體有時代性的影響。
三，基進的歷史性、變化與累積
任何一個發展中的社會，都有其不同時代的「時代的刃」(edge of a historical moment)，它指向那個時代特別鋒利的批判，有著特別犀利的切入點，這就是那個時代特殊的基進性。畢竟，一個複雜社會的發展、衝突與延續，其本身就會不斷衍生出各種隙縫、錯置與斷裂，都可以是時代之刃的可能切入點。從解嚴以來，若按照我自己的感覺，這個時代之刃，已經經歷數變：從解嚴前後的政治與國族批判，後來有了文化與歷史的批判，同時也還有環境生態與動保的批判，之後再一轉為性別、性與身體的批判，而近年來則有再轉為對科技與醫療霸權的批判等。 我想，這種經歷好幾個時代之刃的變化，應該就是基進在當代的歷史性(historicity)。當然，一個特定型的基進團體，因為各種限制，不見得能夠不斷地作自我適應與自我改變，來追逐與運用不同時空中的時代之刃，但是原來的基進團體可能會分化或分岔(branching)出一個更能彰顯新時代之刃的新基進團體。當然新的基進團體仍然傳承著一部份原來基進團體的元素，如此在運用不同時代的時代之刃時，我們看到基進團體不斷地分化與增生。重要的是，新與舊的基進團體，不是敵人，仍然彼此交流與辯論，分享一些基進的元素，甚或合作與共同行動。 而不同時代基進團體所分享的元素，也常不一樣，而沒有一個共通的「基進本質」延續下去，所以在各種新舊基進團體之間，可以是一種維根斯坦所說的「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的情況。在這裡，透過基進的歷史性，我們觸摸到一整個基進家族的傳承與累積。
但甚麼是一個基進的積累？難道一個基進團體也會不斷地積累，擴大它的版圖、增加它團體內部的垂直階層性，用以來管理與維持一個團體的內部秩序與內外邊界？而這些傳統形式的垂直積累，及其所衍生的所有宰制，不正是過去基進性所要批判的嗎？我這裡要思考的，是如何繞過這個傳統積累的模式，如何尊重基進的反身性與自我批判，才能夠開始說一個基進的歷史性及其可能的積累與傳承。但也畢竟，還是要有某種的積累，基進性才能夠發展，要有某種的傳承，基進的歷史才能夠源遠流長，而不必每次都從零開始。所以，從家族相似性的角度來說，當一個基進家族網絡不斷增生時，就是那個基進家族的積累與傳承，這是一個後設的、二階的基進之積累與傳承，而且基進家族並沒有明顯的邊界與秩序，它有的只是彼此的相似性與分岔，以及彼此對話與合作的可能性，但對於歷史中的每個具體的、一階的基進團體而言，它並沒有明顯的積累，也不一定會擴大，甚至可能會自行老去與消逝，但它會分岔分化出新的基進團體，之後繼而會與原團體分離而形成新的獨立基進團體。
從前面所說的「時代之刃」，我們再來看可能的「基進知識」之形成。當新的時代之刃在歷史中浮現與構成挑戰時，它會吸引一些新的基進團體來試著解決該時代之刃所提出的問題，解決的方式，往往是提出新的基進論述甚至建構新的基進知識來發展時代之刃。所以在政治與國族批判時，往往有新的基進社會論述出現，並引發需要建構其論述的所有基進知識，包括國際政治、社會與法律的基進知識，而在環保與反核論述的建構中，也需要引發所有適合在地臺灣的再生能源基進知識。關於目前正發展中的臺灣另類食農網絡的實踐，基於友善或有機耕作的原則，宜蘭員山鄉深溝村也發展出新秧苗與福壽螺及其環境共生的「手工育苗」新農法，解決了過去農家用苦茶粕農藥對付福壽螺（好食秧苗）但卻破壞水田生態的問題。 正如李丁讚所說，如果從基進2.0的角度來詮釋，反國際食農體制的運動，也是一種特定型的基進團體及其家族，新農法的提出與實踐，則是他們建構的一種基進知識。不過，從特定型基進團體所研發出的基進知識，不一定可以單純地累積或傳遞到後起的新基進團體中去，這還需要後起的基進團體做出創造性的新詮釋，也不一定就會成功。重點是，基進知識不是單純的實證知識，它蘊含著基進團體本身特別的社會性與集體性，或許在有家族相似性的基進團體之間比較容易傳遞，但也不能保證。最後，從基進知識，或許我們可以開始看到基於基進知識的「基進理論」的可能性。它是植根於於基進團體與基進家族脈絡的理論，而非只是個純粹形容詞的「基進的」理論。
最後，一些仍待思考的問題。當然，一個基進團體有可能分化出新基進團體的「動力」在那裡？這是個需要思考的問題。另外，在呼應一個時代之刃的過程中，很可能有一些基進團體真是從無到有，重新開始，而非從過去原生的基進團體所分化而來。這些重新開始的新基進團體，劃出了原本新舊基進團體所形成基進家族的邊界，進而有各種基進家族的互動，更上一層樓，而構成了基進性的生態域？
終於，在討論與反省過了基進的黎明、基進的集體性、基進的歷史性之後，似乎一個基進2.0的新出發點，逐漸雨過天晴起來。
附註：這個主題的寫就，首先要感謝清大的楊儒賓教授在2015年底在台北文化基金會要我回顧《基進筆記》25年這樣的一個演講，促使我擠出時間，重新作思考，席間許多老朋友對筆者演講所提的問題，包括李丁讚、廖育正的評論，都融入了本文的工作坊初稿。同時也要感謝史書美幾次督促我要參加關鍵詞工作坊，後來就順利成章地使用了這個關鍵詞來交卷。本文最後的完稿，除了要感謝工作坊時好幾位朋友的好問題之外，還要感謝清大的李丁讚和楊儒賓的文字回應，特別是李丁讚對我工作坊文稿所做的評論還有介紹我新的相關文獻。最後，2.0 的本文還有19個註腳，但在部落格中無法插入，只能手動補入，目前只補了第一個，以後逐步補入。全部註腳見 2019原書中的文字。
References
李丁讚(2016)「農業人文的誕生」（專輯導言），文化研究，2016春，頁10-22.
蔡晏霖(2016)「農藝復興：台灣農業新浪潮」，文化研究，2016春，頁23-74.
傅大為(1995)「我與台社十年」，台灣文藝（新生版10），頁5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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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sselle, D. and Evren, S., (2011) Post Anarchism: A Reader (Pluto Press)
發表於2019《臺灣理論關鍵詞》（聯經文庫）史書美、梅家玲、廖朝陽、陳東升主編(pp.205-217)
基進 2.0 （附註*）
傅大為
本文以筆者自身參與臺灣社會與文化運動的十年經驗(1986-1996)為基礎，以當時提出的「基進」(radical)概念為思考核心，並旁及一些當時我提出的相關概念如「邊緣戰鬥」、「反宰制」等， 在20年後不同的臺灣時空中，來重新反省這個關鍵詞的歷史軌跡與當代可能的意義。本文大致從歷史與社會的兩個向度，來討論這個關鍵詞的幾個重點：一，從解嚴前後「基進」與「邊緣戰鬥」的提出與發展，到近十年後所遇到的一些挫折。二，個人性基進與團體性基進的分際：過去在基進的人際與團體性的挫敗、問題及再思考，並關連到普遍性與特定性兩種不同傾向的知識分子特性(universal vs. specific intellectual)。三，基進的「歷史性與變化」如何理解？而基進的「團體性」如何演化與調整？如此，我們才能談到基進如何積累、如何延展的歷史性。
透過以上三點的思考，在二十一世紀2016的臺灣，當民進黨再度執政，臺灣的環境、能源、文化、科技與醫療、學術與教育環境，在這幾年來，大概都遇到了解嚴以後可能是最嚴重的問題時刻，許多社會領域都是搖擺不定、問題叢生，或許是我們重新思考與再提起基進的時刻，只是這次應該是基進的2.0了。
一，基進的黎明與邊緣戰鬥小史
大約在1986年前後，解嚴前不久，我開始參與臺灣的一些社會及文化運動，提出了我在美國讀書時所準備的「基進」觀點， 並在台灣的一些社會文化思想運動中推展。首先我想強調，基進(radical)是個關於立場與戰鬥位置的概念，針對問題作徹底而根本（這裡含有有個radical root的深耕概念）的社會分析，我要脫離傳統把radical說成是「激進」(“extreme”)的心理狀態說法。那個「激進的心理」其實與立場無關，歷史上有基進的激進，但也有保守的激進，反之基進不一定就是有那心理狀態的激進。其次更重要的，基進的立場是「反宰制」、基進的戰鬥位置是邊緣戰鬥。在解嚴前後，臺灣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都是針對過去威權時代的各種權力宰制而發的，雖然各種社會運動的最終理想常不一樣，但是反威權體制的「反宰制」立場，是許多運動論述所共有的， 基進論述只是其中一種。可是，基進的邊緣戰鬥位置，就與許多其他社會運動的中心戰鬥位置不同。簡單說，它要與各種中心戰鬥觀點作區隔，如各種以國家政權（或說國家機器）為中心的自由主義、或是左派社會主義的立場作區隔。邊緣戰鬥的目的不在建立一個好的政權、或取得政權，邊緣戰鬥是要突破一切權威的「系統性」牢籠，它要尋求的尋求是非系統性、局部性、相對性的自由社會空間。這個理想，當然有傅科影響的影子。
從基進追求的「非系統性」的位置來看，聽起來有些像無政府主義，但它的重點不是在反對任何形式的國家機器， 而是對政府深有戒心，且非以掌權為其目的。它也質疑其他民間或市民社會型態的中心權力宰制（如大財團、大公司、大宗教等民間機器）， 同時它也反戰、反核、反父權、反性宰制、反白色恐怖、反大系統的知識醫療與技術等等。或許在現代社會中的基進觀點，比傳統的無政府主義更廣泛而深入，但不像過去某些無政府主義流派必欲去除政府而後快。
在這樣的戰鬥位置上，在我曾所謂「基進的黎明」時代中，我曾和許多朋友在一些社運中合作反宰制，曾參與多次的520大型社運（一直到李登輝把520當作總統任職日為止）及新竹在地乃至清華內部的一些文化與教師運動、在報章中配合寫專欄，後來還出版了專欄的文集《基進筆記》、《知識與權力的空間》、《知識、權力與女人》，同時，我也曾和學界運動界的朋友一起舉辦基進的學術與文化刊物，如《臺灣社會研究》(1998, Radical Quarterly)、《島嶼邊緣》季刊(1991)、還有更地方性的《新竹風》(1991)月刊等。在九零年代初期的臺灣，各種社會運動百花齊放，一時之間，基進與邊緣戰鬥之路似乎也暢行無阻，那真是個基進的黎明。
但是很快的，台灣解嚴(1987)不到十年，幾年內許多社會文化團體紛紛出現了問題，我參與的一些基進團體也是如此，《島嶼邊緣》季刊於1995年結束、《新竹風》月刊只持續了一年多，而我也於1995年，因為彼此的見解及社會位置差異太大，而離開了我創立的《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 最後，我曾參與多年的清華大學所謂「清華幫」 ，也於1995年因嚴重的內部爭議而解體。時光不留人，從1995到2015轉眼20年，去年年底我曾應老友楊儒賓之邀，演講「再問基進為何物：《基進筆記》25年後」，在準備該演講時，我才領悟到，解嚴後的基進之路，前後不到十年，便已然挫敗。
二，基進的個人性與團體性，並再思考知識分子
我曾前後檢討，解嚴前後的基進之路為何挫敗？當然實際上，有很大一部份是基進團體的內部爭議而導致分裂與挫敗。基進觀點強調反宰制，我們可以有很多基進的個人，分別在不同的社會機構如大學中進行邊緣戰鬥，但是來自不同社會脈絡的基進人，如何形成一個有彈性又穩固的基進團體？基進從思想與個人行動的非系統性（包括局部化、相對化），如何走向團體與人際的非系統性？基進團體如何能夠容納各種異質性的聲音，各自發展所長，彼此學習，而非一旦立場不合就脫離團體，只剩下一個高度同質性的小團體？
這個基進的集體性(collectivity)問題， 大概要比一個普通團體的集體性問題困難。因為基進團體中的個人批判性與反身性都強，批判外在世界之餘，很容易轉而質疑到團體內部的成員，同時基進團體既然反宰制、反中心權力，自然也該反對團體中的階層化，或反對在團體內形成一個穩固的權力中心。
或許，從十九世紀以來的各種無政府主義思潮，有助於解決基進的集體性問題？從無政府主義哲學家普魯東過去所強調的交互性(mutualism)、自動自發的秩序(spontaneous order)，後來俄國理論家克魯刨特金所強調的互助，到無政府工會主義所強調的團結(solidarity)與工人的自我管理(Worker’s self-management)，乃至在俄國革命與西班牙內戰時期一些無政府主義公社或特區(communes and Territory)中的實際歷史經驗，還可包括法國68年的運動，似乎都可以提供一些模糊但又熟悉的靈感。特別是2009年在西雅圖所形成的反WTO高峰會議的集體抗議行動，震驚世界，並激起所謂的後結構之無政府主義、後無政府主義(post-anachism)等新思潮。 但如何具體的來分析過去基進之路的挫敗、如何提出一些建構基進集體性的方案，仍然有待於進一步的工作。基本上，透過後結構主義的洗禮，傳統無政府主義對人性本質主義還有歷史必然性等教條，已經逐漸瓦解，但另一方面，無政府主義的行動信念與政治取向，也補充了後結構主義傾向沈溺思想及解構一切的無力感。
另外，工作坊中也有朋友提起，因軍中虐殺洪仲丘所引起2013的白衫軍運動、到2014因反服貿而延伸到長期佔領立法院之太陽花運動，甚至有相當的國際知名度，它們與我這裡討論的基進的集體性之關係為何？雖然我有短暫參與一點太陽花運動，但因為此二大事件離當今的時間距離很短，故非本文想來回顧與反省的重點，不過這裡可以簡單觀察一下這兩個大運動。雖然它們聚集廣場時抗議者動輒可達二三十萬，但消退時似乎也很快，又雖然太陽花的影響層面很廣，組成多元而複雜，不是從抗議廣場的大聚眾就可以表現出來的， 但太陽花的集體中應有不少是可聚可散的抗議群眾，而非我這裡說的成員彼此認識與合作的長期基進團體，固然太陽花運動裡也有一些更像基進團體的小團體在太陽花中彼此串連與合作，但我對他們的理解很少，所以目前不應多談。現在我還是來談談我自己在挫敗之後對此「基進的集體性」反省的心路歷程。
受傅科的影響，我曾以傅科的一個對知識分子的區分（普遍型知識分子VS. 特定型知識分子 -universal vs. specific intellectuals）來再次構思一個可能的基進新集體性。傳統的普遍型知識分子，以天下為己任，言論常不脫真理與正義，社會行動的範圍無所不包，他/她是一個社會的良心，是一位關於「普遍性」的發言人。反之，特定型的知識分子，能夠干預到社會與政治的秩序，不是因為他的普遍性論述，而是因為她在知識秩序(order of knowledge)中所佔有的特殊位置，使得這個透過特殊知識管道的干預成為可能，並進而構成政治上的威脅。 傅科同時希望說，普遍型知識分子的歷史時代，已經逐漸消逝，反之特定型知識分子的新形象，正逐漸邁入一個以科技社會(technoscience society)的歷史舞台。
透過傅科這個區分，我後來如此思考基進的集體性問題。如何儘量避免建構一個全稱性的、「普遍知識分子」式的基進團體：首先要避免團體內外之分的僵硬而又涉及意識型態之爭（如當年的台社 [與島邊部分重疊] vs. 澄社 vs. 台教會）。其次，普遍型的基進團體涉及領域太多（如從「統獨」、工運、校園、台灣史、到「參與社運與否」以及其他一切），團體內發生衝突或意識型態不合的可能性大。反之，發展有特殊興趣或知識目的的特定型基進團體，並避免涉及其他議題（如統獨政治）：可以想見的例子如環境生態、替代能源研究、性別(gender)研究、原住民研究、性別與醫療研究、科技與社會研究、食農反體制運動（詳後）等等。
以上幾個例子，其中有一部份，固然是我當年在基進之路挫敗後所走的路，一步步地走來，一些我所參與的思想學術團體還繼續發展，並持續發光，而且，在某個程度下，我自己定位那些團體有個基進的面向，倒不是那些團體本身就有個基進之名，而是透過一些基進的特定型知識分子的介入與建構，讓那些團體有了基進的面向。但是當然，特定型的說法強調了知識秩序中的特殊位置，那些具有干預潛力的位置，我並舉了一些生物學家與物理學家的例子，很容易讓人懷疑，我這裡強調的特定型之意義，是否就是所謂在「遠離普遍性」之後的一種去政治化的「專業倫理」？
我想這當然不是指專業倫理。專業倫理只是在維持一個「專業社群秩序」的基本倫理守則，但它並不涉及專業者企圖去「基進化」這個專業本身，讓這個專業發展出或朝向一個基進的進路，但仍然保持其專業的能力，這正是基進的專業者要作的內部工作，同時，對專業的外部而言，一個特定型的基進團體，也正是利用這個專業的管道、包括其知識上的有效性與權威， 來干預這個專業的「鄰近社會脈絡」，甚至更廣泛的社會影響。這不是一個普遍性的社會知識良心，而是建基在某些專業中的局部性/在地性的基進化，而這個局部性，也有可能觸動更大的社會動脈，而使得特定型的基進團體有時代性的影響。
三，基進的歷史性、變化與累積
任何一個發展中的社會，都有其不同時代的「時代的刃」(edge of a historical moment)，它指向那個時代特別鋒利的批判，有著特別犀利的切入點，這就是那個時代特殊的基進性。畢竟，一個複雜社會的發展、衝突與延續，其本身就會不斷衍生出各種隙縫、錯置與斷裂，都可以是時代之刃的可能切入點。從解嚴以來，若按照我自己的感覺，這個時代之刃，已經經歷數變：從解嚴前後的政治與國族批判，後來有了文化與歷史的批判，同時也還有環境生態與動保的批判，之後再一轉為性別、性與身體的批判，而近年來則有再轉為對科技與醫療霸權的批判等。 我想，這種經歷好幾個時代之刃的變化，應該就是基進在當代的歷史性(historicity)。當然，一個特定型的基進團體，因為各種限制，不見得能夠不斷地作自我適應與自我改變，來追逐與運用不同時空中的時代之刃，但是原來的基進團體可能會分化或分岔(branching)出一個更能彰顯新時代之刃的新基進團體。當然新的基進團體仍然傳承著一部份原來基進團體的元素，如此在運用不同時代的時代之刃時，我們看到基進團體不斷地分化與增生。重要的是，新與舊的基進團體，不是敵人，仍然彼此交流與辯論，分享一些基進的元素，甚或合作與共同行動。 而不同時代基進團體所分享的元素，也常不一樣，而沒有一個共通的「基進本質」延續下去，所以在各種新舊基進團體之間，可以是一種維根斯坦所說的「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的情況。在這裡，透過基進的歷史性，我們觸摸到一整個基進家族的傳承與累積。
但甚麼是一個基進的積累？難道一個基進團體也會不斷地積累，擴大它的版圖、增加它團體內部的垂直階層性，用以來管理與維持一個團體的內部秩序與內外邊界？而這些傳統形式的垂直積累，及其所衍生的所有宰制，不正是過去基進性所要批判的嗎？我這裡要思考的，是如何繞過這個傳統積累的模式，如何尊重基進的反身性與自我批判，才能夠開始說一個基進的歷史性及其可能的積累與傳承。但也畢竟，還是要有某種的積累，基進性才能夠發展，要有某種的傳承，基進的歷史才能夠源遠流長，而不必每次都從零開始。所以，從家族相似性的角度來說，當一個基進家族網絡不斷增生時，就是那個基進家族的積累與傳承，這是一個後設的、二階的基進之積累與傳承，而且基進家族並沒有明顯的邊界與秩序，它有的只是彼此的相似性與分岔，以及彼此對話與合作的可能性，但對於歷史中的每個具體的、一階的基進團體而言，它並沒有明顯的積累，也不一定會擴大，甚至可能會自行老去與消逝，但它會分岔分化出新的基進團體，之後繼而會與原團體分離而形成新的獨立基進團體。
從前面所說的「時代之刃」，我們再來看可能的「基進知識」之形成。當新的時代之刃在歷史中浮現與構成挑戰時，它會吸引一些新的基進團體來試著解決該時代之刃所提出的問題，解決的方式，往往是提出新的基進論述甚至建構新的基進知識來發展時代之刃。所以在政治與國族批判時，往往有新的基進社會論述出現，並引發需要建構其論述的所有基進知識，包括國際政治、社會與法律的基進知識，而在環保與反核論述的建構中，也需要引發所有適合在地臺灣的再生能源基進知識。關於目前正發展中的臺灣另類食農網絡的實踐，基於友善或有機耕作的原則，宜蘭員山鄉深溝村也發展出新秧苗與福壽螺及其環境共生的「手工育苗」新農法，解決了過去農家用苦茶粕農藥對付福壽螺（好食秧苗）但卻破壞水田生態的問題。 正如李丁讚所說，如果從基進2.0的角度來詮釋，反國際食農體制的運動，也是一種特定型的基進團體及其家族，新農法的提出與實踐，則是他們建構的一種基進知識。不過，從特定型基進團體所研發出的基進知識，不一定可以單純地累積或傳遞到後起的新基進團體中去，這還需要後起的基進團體做出創造性的新詮釋，也不一定就會成功。重點是，基進知識不是單純的實證知識，它蘊含著基進團體本身特別的社會性與集體性，或許在有家族相似性的基進團體之間比較容易傳遞，但也不能保證。最後，從基進知識，或許我們可以開始看到基於基進知識的「基進理論」的可能性。它是植根於於基進團體與基進家族脈絡的理論，而非只是個純粹形容詞的「基進的」理論。
最後，一些仍待思考的問題。當然，一個基進團體有可能分化出新基進團體的「動力」在那裡？這是個需要思考的問題。另外，在呼應一個時代之刃的過程中，很可能有一些基進團體真是從無到有，重新開始，而非從過去原生的基進團體所分化而來。這些重新開始的新基進團體，劃出了原本新舊基進團體所形成基進家族的邊界，進而有各種基進家族的互動，更上一層樓，而構成了基進性的生態域？
終於，在討論與反省過了基進的黎明、基進的集體性、基進的歷史性之後，似乎一個基進2.0的新出發點，逐漸雨過天晴起來。
附註：這個主題的寫就，首先要感謝清大的楊儒賓教授在2015年底在台北文化基金會要我回顧《基進筆記》25年這樣的一個演講，促使我擠出時間，重新作思考，席間許多老朋友對筆者演講所提的問題，包括李丁讚、廖育正的評論，都融入了本文的工作坊初稿。同時也要感謝史書美幾次督促我要參加關鍵詞工作坊，後來就順利成章地使用了這個關鍵詞來交卷。本文最後的完稿，除了要感謝工作坊時好幾位朋友的好問題之外，還要感謝清大的李丁讚和楊儒賓的文字回應，特別是李丁讚對我工作坊文稿所做的評論還有介紹我新的相關文獻。最後，2.0 的本文還有19個註腳，但在部落格中無法插入，只能手動補入，目前只補了第一個，以後逐步補入。全部註腳見 2019原書中的文字。
References
李丁讚(2016)「農業人文的誕生」（專輯導言），文化研究，2016春，頁10-22.
蔡晏霖(2016)「農藝復興：台灣農業新浪潮」，文化研究，2016春，頁23-74.
傅大為(1995)「我與台社十年」，台灣文藝（新生版10），頁50-55.
Collins, H. and Evans, R., (2007) Rethinking Expertise (Chicago Univ.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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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clau, E. & Mouffe, C.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1985, Ver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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