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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cal 一詞中譯的複雜性

關於 "radical" 的中文翻譯及其複雜性

大家好,radical這個字,我在解嚴前後的臺灣,用「基進」二字來翻譯。不同於過去一般的「激進」或「極端」譯法(見我的《基進筆記》(1990))。近年來,老友楊儒賓等建議我再談談25年之後對「基進」的回顧。後來這回顧的短篇文字,刊於史書美等編的《臺灣理論關鍵詞》(2019)「基進 2.0」,而五月底政大老友郭力昕也找幾位朋友組了個論壇,來再談談「基進 2.0」(這個座談,之前在FB也曾宣傳過,精彩的文字稿,希望之後能在FB披露)。

但這幾天,范瑞鑫同學說,美國哲學大師Quine(蒯因)在Word & Object中所說的 “Radical translation”,大約該翻譯成「基進翻譯」吧。我當時看了,就覺得很奇怪而不順,為什麼呢?後來我想想,不順的感覺應該來自在很不同脈絡下的同一個字翻譯,不太該譯成一樣的中文。當年解嚴前後,我當然是在一個高度社會性的脈絡下用基進來翻譯 “radical”一詞,取其對一個社會有個根本性(fundamental)的、徹底性的、甚至是本質性(essential)的批判立場。所以,基進的翻譯,來自社會範疇,但是蒯因的那一詞,則非來自一般的社會範疇,而是跨文化的兩種語言翻譯的範疇,他描繪的是語言學家在叢林中碰到一個與她自己文化從未接觸過的語言,沒有任何現成的翻譯手冊或語譯者的存在,在這極端的情形下,那位語言學家如何開始建立一個翻譯手冊?所以蒯因 radical translation的意思,該是「極端翻譯」。這種非社會範疇的情形,在其他領域也有,例如婦產科開刀的手術,有個難度很高的開刀術,叫 radical hysterectomy (簡稱RH),我過去在《亞細亞的新身體》書中,跟隨婦產科醫師稱之為「子宮頸癌廣泛性根除手術」。因為不是在社會範疇裡,我們也不宜將之譯成「子宮頸癌基進切除術」吧。

談了點非社會範疇中的 ”radical“ 翻譯,那麼就社會範疇裡,有沒有其他複雜的狀況呢?我想也有。例如,近年來有所謂的 “radical conservative”一詞。思想家Hannah Arendt,就被社會學家Horowitz如此稱呼。其實,我不反對將之翻譯成「基進的保守主義者」,因為一,這也是社會範疇,何況我頗佩服 Arendt她對納粹的一些評論與思考。至於是否真算是保守主義者,那可能見仁見智,但是這些人也都對社會進行的根本而徹底的批判性思考。在經濟學思想中,如奧國學派的海耶克(von. Hayek),也是一位進行根本性社會思考的保守主義者,我願意稱他是個基進的保守主義者。最後,有些朋友偶而對我半開玩笑說,你怎麼說基進黨的基進?我只能說,與我無關,而當初他們自稱基進側翼(radical wing),那是就政黨政治的光譜而言,可能和社會分析距離較遠。至於近來他們改名為「臺灣基進」,英文叫Taiwan statebuilding party,也已經丟棄了”radical”一字,而更沒有翻譯問題了。

po 於大為 的 FB ─2019 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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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基進2.0座談會逐字稿(2019/May)

「基進 2.0 」:反思台灣三十年來的學術及其政治實踐 時間: 2019.05.30 (週四) 19:00-21:00 (註:雖說是逐字稿,但後來發言稿均經過四位引言人的修訂,同年七月22日定稿) 地點: 政大電算中心一樓會議室 主持人: 黃厚銘 政大社會系主任 與談人: 傅大為 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榮譽教授 馮建三 政大新聞系教授 陳信行 世新社發所教授 嚴婉玲 政大台史所博士候選人

Chomsky、MIT、與STS的反省

杭士基、MIT、與STS的反省 大家好,最近在進行基進知識分子杭士基 (Noam Chomsky) 的研究,接觸到一個有趣又與STS很相關的議題,這與他長年任教的大學MIT有關,特別是在美國六零年代反戰與學生運動的年代。在七零年代初,孔恩所任教的普林斯頓也碰到類似的問題:究竟在這些菁英大學裡面,有多少的科學研究是直接受到美國國防部的計畫補助,進行研發戰爭武器的研究?進而改變了大學作為教育機構的初衷? MIT,一般認為在那個時代,是個美國頂級的戰爭機器研究機構,而在MIT的杭士基,從六零年代中左右開始,積極反對美國參與越戰與侵略越南,從言論到行動(組織RESIST運動),都引起廣泛的注意。那麼杭士基如何在一個所謂帝國戰爭機器的肚子裡面生存,進而大肆反戰?更何況,杭士基所工作的語言學學程,是附著在MIT的電子研究大實驗室(RLE)裡。透過在UCL做研究的人類學家Chris Knight 近年來的研究( Decoding Chomsky , 2016),知道美國空軍在MIT的投資計畫,很重視杭士基的語言理論,希望從他的Universal grammar 的理論,可以發展成電腦在戰爭時由將軍來指揮的指令語言,所以,在RLE實驗室裡,杭士基可能受到很大的壓力要為美國空軍效力。 但是,Knight 認為,積極反戰的杭士基,就反向發展了一種高度抽象的語言學理論,抽象到與現實無關的,如此軍方就無從應用他的理論,也讓杭士基保住了他的良心。近來,更進一步,Knight (2019,刊於紀念杭士基「知識分子的責任」(RoI)文章五十週年文集) 發現當年杭士基還曾是軍火公司MITRE的顧問。MITRE也是對杭士基的語言理論有興趣,希望直接發展出洲際飛彈的電腦指令語言,且奇怪的是,杭士基從過去到現在,從未在文字中提過MITRE,雖然他有些學生當時就在MITRE裡面工作。到了1965年,Knight 認為杭士基不再能忍受自己仍是MITRE的顧問,故而辭掉顧問,毅然更加深入地投入反戰,批判美國帝國主義。 關於這個故事,杭士基本人如何反應?那又與STS如何相關?在一個高科技軍火大學、軍火大公司裡面工作的科學家如杭士基,這種社會環境與壓力,是否會影響到他的研究理論?一般而言,STS認為很可能會受影響,當然還要看那個軍火機構對科學家的實際壓力為何。Knight的論點反而是,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