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還
四十年前，我受邀參與編譯中文版《科學革命的結構》，只能歸諸緣法。哪裡想到四十年後那一緣法會結出另一個果——這本《孔恩的最後著作》。歸諸緣法，是因為翻譯孔恩的科哲著作從來不是我主動的選擇，因為我對哲學思辨有偏見。我還在達爾文的自傳中找到了自以為得意的說詞：
我才力不夠，難以承擔冗長而純抽象的推論；此外，我從來不能領會形上學或數學。
我讀孔恩，是從他的第一本書《哥白尼革命》（1957）下手的，因為我喜歡「科學故事」。這個興趣很早就形成了。大概在小學五六年級，我讀到李元慶的《科學文粹》，其中涵蓋各主要科學學門的新知、以及那些新知的來龍去脈，還有教人興奮的科學展望，例如太空探測、美蘇太空競賽。《科學文粹》總共出了五集，是我上初中前後最重要的科學啟蒙書，其中有幾篇我至今仍能娓娓道來。例如兩千年前後「鑑識科學」的威望因為CSI影集而大幅提升，而我在小學畢業前就讀過相關報導，對鑑識專家（那時叫做法醫）的本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進入高中後，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出版的翻譯書擴展了我的眼界：我接觸到了科學史。但是我過去的興趣依舊支配著我。對我來說，科學史就是比較長、比較複雜的科學故事。每一個都可能有伊索寓言式的「教訓」，例如艾西莫夫（Isaac Asimov,1920-1992）寫的〈氬的發現〉（1969），開頭那句話就令我傾倒：
科學研究上的重大興奮事情之一是：你出去獵兔子，你偶爾會捉到一隻熊。
我還因為對這句中文不太滿意，到圖書館查找原書。
今日世界出版社的書，有兩本值得在此一提：作者是哈佛大學前校長康南特。他當年在哈佛發動了一場教育改革，重點之一是「提升現代公民的科學通識」。那兩本書一本闡明理念，另一本則是化理念為課程的示範。透過那些科學通識課，康南特打造了後來的科學史系——以及我們知道的孔恩。
我接觸孔恩的著作，是在一九八○年前後，確切時間並沒有把握。記憶中，林毓生大概是國內第一位介紹孔恩的學者，可是前面說過我讀的第一本孔恩著作不是他大力宣傳的《科學革命的結構》，而是《哥白尼革命》，一部典型的科學史。不過《結構》一書最令人矚目的論點，甚至孔恩一生念茲在茲的科哲問題，在《哥白尼革命》中已經呼之欲出。可是我感興趣的卻是「故事」。例如發源於古希臘的數學天文學以地心說為出發點，企圖以等速圓周運動原理解決「行星問題」，只是一直沒有成功。根據哥白尼的描述，歐洲天文學傳統超過一千兩百年的努力，得到的結果只是個「怪物」(monster)。讀到這個判斷，我感興趣的是：什麼怪物？為什麼是怪物？於是找其他的書來看，才知道哥白尼說的是：
根據不同模特兒畫出的手、腳、頭、四肢，即使每一件都惟妙惟肖，組合起來卻不啻怪物，因為它們不來自同一個個體，缺乏在同一個個體中才擁有的相互關係。
哥白尼以這個隱喻，批判計算五大行星的運行的托勒米幾何模型，抱怨它們缺乏一致性以及系統性。我大致了解他的意思，但是令我興奮的是，我認為它與米開蘭基羅的一句名言可以互相印證：
人像不是雕出來的，而是藝術家從石頭裡解放出來的。
而另一個有名的怪物，正是以哥白尼式的方法「造」出來的：科學怪人。想到這裡，我高興得不得了，因為以後由我說哥白尼的故事的話，素材更多了。
我忽略了孔恩關心的問題：一個就經驗證據而言並不成功的數學天文學傳統，為何能持續發展上千年？而以日心說替換地心說的過程，為何如此曲折？
因此我對《結構》（第一節/章）著名的開卷語，理解一直停留在「說故事」的層次。對我而言，科學史當然是「軼事或年表的堆棧」，那可是說故事的本錢。因此我即使後來讀到哥白尼對於他繼承的天文學傳統最重要的不滿，不是預測失靈，而是從理論模型的特性立論，或者說美學、品味，我想到的只是「又多了一筆說故事的材料」。我沒有追問：那麼在哥白尼革命中，孔恩所謂的「危機」究竟怎麼發生的？
直到仔細閱讀這本《最後著作》，並參與翻譯，我才對孔恩的科學哲學有些認識，對我過去瀏覽過的相關討論，以及出自我的本行——人類學——的一些睿見（註：例如Lev Vygotsky (1896-1934)的歷史-文化進路、與Clifford Geertz (1926 – 2006)的「濃密的描述」。）也有些恍然大悟。（註：我要特別感謝傅大為教授給了我這個機會。）最重要的覺悟是：過去我辜負了讀書、翻譯所下的功夫，錯失了深造的機會。
不只如此，我還辜負了孔恩的教誨。因為一九八九年春，我到MIT上過孔恩的課。只是我連課名都忘了，猶如船過水無痕。只記得那是大學部的課，有二三十名學生，還有一名研究生助教。（註：我還記得孔恩指定的必讀書是 Perception, theory, and commitment: The new philosophy of science, by Harold I. Brow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可是上課期間卻有兩件事銘刻在我的記憶中。我想起孔恩的時候，腦海浮現的不是大家熟悉的印在書裡的照片，而是他留在我記憶中的形象，即使日漸模糊，依舊栩栩如生。
那是第一次上課。前一位教授還沒有下課，學生都擠在教室門口，我注意到孔恩也在那兒，便趁機上前打招呼，介紹自己參與過《結構》中文版的編譯。那時我手上沒有那本中譯本，只帶著在雙葉書廊買的英文版（2nd ed., 1970），由於是據以翻譯的底本，幾乎每一頁都朱墨爛然。我從提袋裡拿出書，隨手翻了幾頁給他看，可能是想證明自己的確下了功夫。我先供認「這是盜印本」，他似乎沒怎麼留意，是一個話不多的人。可是突然間他阻止我繼續翻頁，指著翻開的那一頁，問我：「你怎麼知道是他？」那是第163頁，孔恩提到Einstein, Bohm對於量子力學中居於主流的哥本哈根詮釋非常不滿。這兩個人名，Einstein就是愛因斯坦，家喻戶曉；而Bohm指David Bohm (1917-1992)。Bohm在1943年發表的博士論文被列為美國國防機密，行外的人知道他的的確不多。可是我在這一頁註明了David Bohm的生卒年代，以及他為行外人寫的兩本書。孔恩大概對我做的「功課」印象深刻。我心裡卻在想：當初要是大膽向他請教就省事了，因為他顯然非常在意讀者的反應。他的最後著作，核心主題仍然是首見於《結構》的不可共量性，除了他的哲學論證的需求，不可共量性引起的誤解與爭議最大，令他對「表述」非常敏感，也許是另一個心理驅力吧？
第二個故事更有戲劇性。孔恩的課排在上午，我忘了課程的細節，例如上課時間與一週上幾次，只記得是一次一節五十分鐘的課。有一次，上課鈴還沒響，我走進教室坐定，除我之外一個人都沒有。一兩分鐘後，助教來了。隨著上課鈴響，孔恩走進了教室，發現整間教室只有兩個人。我注意到他似乎愣了一下，但是立即恢復神色，穩穩地走上講台，拿出上課筆記開始講課；熟悉的語速、語調。我不記得那天他講授的內容，銘印在心的是當天的場景——一位世界知名的教授，在只有一名學生的課堂中講課，若無其事地娓娓道來，直到下課鈴響。我站起身走向前致意。我不知該說什麼，只是走到講台前，向他微微躬身致敬。哪知就在那時他爆發了：面上浮現激憤，說了幾句激憤的話，大意是MIT不重視人文學科，排課時間不友善，那一週是期中考週，等等。不過他沒有沉浸在激憤中，神情很快就雨過天青。
沉浸在這個事件中的是我。要是我當老師，走進只有一名學生出席的教室，會怎麼做？我想起大二那年選的那門西洋文化史，選課的同學只有幾位，因此不可能矇混蹺課。一天老師準時走上講台，在公事包裡摸了一會兒之後，抬起頭，說了一句：「唱本沒帶，」接著就是「下課！」揚長而去。孔恩示範的是另一種應對方式——我會致敬的那一種。他傳授的科學哲學與哲學論證，我花了四十年才略窺門徑，我沒有資格認他為經師。他是人師。
於台北市南港
August 29, 2024
註：傅大為加了兩段候補。
（從最下面轉來）對不起，我忘了加一件怪物論相關的典故。前面我說「在哥白尼以前也很不容易辨認，甚至怪物其實不存在」，多年前我知道了古希臘的 Zeuxis 如何畫海倫的故事，對照哥白尼的抱怨，我就感到很著迷：他就找五位各部位最美麗的 models, 再拼湊起來，成為古希臘傳說中最美麗的女人─海倫。在古希臘，可能有另外一種繪畫的傳統。
傅大為 於 2024-09-30 23:41 寫到:
謝謝道還精彩的「孔恩印象記」。文中有兩點我來多說幾句。
首先關於哥白尼當年所提出著名的「怪物論」。它的背景很複雜。孔恩在書中特別提到，哥白尼之所以在許多托勒密天文學系統中能夠辨識出那隻怪物，並不容易，而且在哥白尼以前也很不容易辨認，甚至怪物其實不存在。而哥白尼的辨認條件，自然就是孔恩著名的「哥白尼受新伯拉圖主義影響」的論點。但是這個論點，後來受到E. Rosen 1983 年的短文（"Was Copernicus a Neoplatonist?"）嚴重挑戰，說孔恩並沒有什麼證據。但後來有趣的是Robert Westman論述說哥白尼在他老師Novara的占星學傳統中得到另一種思想的背景，有助於辨認出那隻怪物。
道還另一個戲劇性印象是他有幸見到孔恩上課時課堂上曾只有一人上課的場景。其實，我想台灣的一些資深教授上課多年，大概也曾經遇到過類似的場景。而如道還所言，當遇到時，教授如何處理，大概會有差別，也是重點。我當年在高醫上通識課時，上課時就曾遇到只有一個學生在場，而她就是我的課堂助理。哈哈。
大為
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