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凱勒(Evelyn Fox Keller) (2023/Oct.)

 幾個星期前，林力娜寫信給我說，Evelyn 的日子不長了，或許可以寫封信給她。我就馬上寫了，不知她是否曾看到。

後來洪靖告知，Keller 已於九月22號過世，得年87歲。網路上紀念她的訃文很容易找，我就不多引了。

我就在這裡記幾件事，凱勒與我有關的事。

我的第二篇寫性別與科學的研究論文，就是寫「融會在玉米田裡的非男性科學」(1999)，雖然有人認為她的名著 A Feeling for the Organism (1983), 已經早不是她的關切所在了，我倒不如此認為。

2008年，全球女性科學家會議在陽明大學舉辦，凱勒來陽明做主題演講，我和洪裕宏榮幸做了評論，印象很深。當時美國正在總統選舉，許多人都希望歐巴馬當選，我們當時與凱勒在盧孳豔家看電視開票，結果歐巴馬當選，當時大家很高興，不知道後來大家對他很失望。那次我們還帶著她去逛士林夜市，劉瑞琪記得，郭文華曾拿豬內臟來挑戰她說是否敢吃？凱勒竟然笑著說，她經歷過二次大戰，什麼艱苦的日子都曾渡過，內臟怎會嚇得到她？

最近幾年有一次，我曾在劍橋大學李約瑟研究所開會，凱勒也在，有一天我在早餐上碰到她，遂與她一起用餐。那時她對我說她正在寫她的回憶錄，說中間會讓很多男性學者很尷尬。因為當年她開始找事時，受到很多男教授的歧視，包括好幾起有名的資深男教授對她的惡意阻礙，真令人驚訝。後來還是一些學校女生希望增加女教授的人數、還有希望有性別方面的課程，讓她才有機會進入學界。也是因為如此，她才開始開授性別與科學方面的課，甚至開出這整個領域來，包括她的 Reflections on Gender and Science (1985) 文集，我在大學教書三十多年，用過她這幾本書幾乎無數次。

最近我也才知道，她的自傳也於今年出版 Making Sense of My Life in Science: A Memoir (2023).

凱勒對我們東亞STS期刊也有一定的注意，也曾批評過拉圖的ANT，以前林力娜曾建議和她要在我們的期刊辦一個關於語言與科學的專題，可惜後來沒有成功。後來我曾在4S會議中我們EASTS的國際編委會上，宣讀過一點我們對她表示感謝與支持的文字，當時凱勒也在場。

雖然我和凱勒的交往有限，她著作等身，我讀的也有限，但她是我做性別與科學/醫學研究的英雌。

謹此來懷念我的典範。

大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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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後再加上秀雲與振邦二人的懷念文。

很遺憾聽到Keller過世的消息。

她2008年來台灣在高雄的演講以及在陽明的workshop，好像才不久前。也記得當初

Obama選上時她的興奮，雖然在那之前不久她才因為金融風暴損失幾乎是畢生的積蓄。

她也是眾多被邀請來台灣的學者中非常誠懇謙虛的一位。

我常用她的高師大演講內容(應該是取自她的書The Mirage of a Space Between Nature and Nurture)當教材，

放在女性主義者對生物決定論的挑戰的歷史脈絡來談，很好用。演講或上課時也常用她那非常有名的"sea of seats" 

另外，她也針對晚近epigenetics的發展有很好的討論。覺得她真的是一個與時俱進的好學者。

幾年前，文華邀請我寫一篇關於我讀Keller的回憶小文，在EASTS:

https://www.easts-journal.com/articles/a-quarter-century-of-encounters-with-evelyn-fox-keller?fbclid=IwAR30jllUYjB4keMlOfwliLKzvPkJZdQ7-5a639QQnX8QpmX-A28pwCZgUAQ

感謝文華的邀請。文華也是Keller的學生。

上個月我才拜讀中正哲學系吳秀瑾老師為華文百科全書的女性主義科哲的entry，也因此又與她討論了Keller。

許多年前，我在清華的碩士班資格考科目之一的其中一本書就是 Reflections on Gender and Science，

小時候讀的書比較不會忘記，所以還大概記得她怎麼討論培根。非常有啟發。

秀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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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為和秀雲在Study List上分享了對Keller教授的追憶。Keller是我讀研究所的老師，雖然因為領域較遠，沒有跟她修過多少課或接受她的論文指導，但還是有機會親炙她的教誨。她思考的犀利、對學術高標準的要求、以及打破砂鍋問到底的堅持，都令人印象深刻，但同時她又是十分溫暖體貼風趣的長輩；求學時代能遇到這樣的學者，何其有幸。國內學界比較熟悉的是她在性別與科學及女性主義方面的研究或論述成果，我想聊聊她學術工作的另一個面向，也是我在和她的互動中比較常接觸的，就是生命科學的歷史與哲學研究。

 

讀研究所時，修過一門討論「科學解釋」(scientific explanations)的課，由Keller和一位分析科學哲學家及一位物理史學家合開。三人對科學研究中什麼構成解釋的觀點大異其趣，我記得很清楚的，是她一再強調生物學中對生命現象的解釋方式，和理化科學有基本的差異。不論是試圖解釋或理解演化、基因、胚胎、或生命起源，生物學家往往反對將生命現象化約為物理化學原理的結果或線性的因果關係，而更常使用比喻、複雜系統、主動性、目的論等觀念。她津津樂道的，是她在進入科學史領域之前還是物理學家時，對黏菌(slime mold)的生物物理研究。當時一般對黏菌在培養皿中移動的普遍解釋，認為是一種化學趨化性(chemotaxis)，也就是因為化學物質濃度不均引起的平衡運動，但她的研究顯示，黏菌因為覓食而主動運動，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多年後她在多倫多大學演講，講題引用康德《判斷力批判》中提到的，就算要了解如一片草葉般簡單的生命現象，科學界也萬萬出不了一個牛頓。即使對牛頓的看重到了近似崇拜的地步，康德也承認生命現象是物理科學難以企及之地。Keller引用康德此句，意在強調生命的複雜與不可化約性。

 

但這並不表示Keller對用數理的方式研究生物有先入為主的排斥與抗拒。相反地，她對科學家用數學模型或電腦模擬解釋生命現象有濃厚的興趣。圖靈的「反應-擴散」模型、馮諾曼的「細胞自動機」、甚至近年來MIT計算機科學家Rodney Brooks提倡的適應控制機器人學，她都做過深入探索。她晚期的代表作Making Sense of Life中，特別檢視二十世紀以來三種了解生命如何從無（看似無序的化學物質）到有（完整的生命個體）的方式：模型（數理公式）、比喻（基因與DNA）、機器（從電腦模擬到電子顯微鏡的各種現代科技）。她出版Making Sense of Life之後，曾告訴我，關於生命科學她所有想講的，都寫在這本書裡了。可是她後來又寫了兩篇長文，探究「自我組織」(self-organization)這個觀念的歷史，從二十世紀上半葉的生理學、二戰前後的控制論、到世紀末流行的混沌理論及複雜系統，算是Making Sense of Life的補遺，但也是極具企圖心要開發新研究方向的宣告。

 

謹以此短文紀念Keller老師。

 

振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