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基進筆記 Radical Notes

傅大為訪談 訪談日期： 2016 年 12 月 6 日 訪談人：黃之棟 受訪者：傅大為 黃之棟：是不是先請教一下，您當初是怎麼接觸到愛丁堡學派的？ 傅大為：愛丁堡學派的接觸是在 Columbia （哥倫比亞大學）（ Robert ） Merton （莫頓）科學社會學的 Seminar 裡面。當時有些社會系的同學也會說，現在愛丁堡科學知識社會學很重要。早期的 STS 也開始在批評 Merton 的東西，當時莫頓也會比較自我防衛，覺得人家都誤解他，沒有好好看他的書，類似這樣的事情。所以當時我們在美國已經聽到這些傳言。後來 Harry Collins 也到了莫頓的 Seminar 去做演講，我們也都去聽了。那時候 Collins 很年輕，遇到 Merton 都畢恭畢敬的。大概是這樣的過程。

「基進 2.0 」：反思台灣三十年來的學術及其政治實踐 時間： 2019.05.30 （週四） 19:00-21:00 （註：雖說是逐字稿，但後來發言稿均經過四位引言人的修訂，同年七月22日定稿） 地點： 政大電算中心一樓會議室 主持人： 黃厚銘 政大社會系主任 與談人： 傅大為 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榮譽教授 馮建三 政大新聞系教授 陳信行 世新社發所教授 嚴婉玲 政大台史所博士候選人

2016關鍵詞工作坊報告 發表於2019《臺灣理論關鍵詞》（聯經文庫）史書美、梅家玲、廖朝陽、陳東升主編(pp.205-217) 基進 2.0   （附註*） 傅大為 本文以筆者自身參與臺灣社會與文化運動的十年經驗(1986-1996)為基礎，以當時提出的「基進」(radical)概念為思考核心，並旁及一些當時我提出的相關概念如「邊緣戰鬥」、「反宰制」等， 在20年後不同的臺灣時空中，來重新反省這個關鍵詞的歷史軌跡與當代可能的意義。本文大致從歷史與社會的兩個向度，來討論這個關鍵詞的幾個重點：一，從解嚴前後「基進」與「邊緣戰鬥」的提出與發展，到近十年後所遇到的一些挫折。二，個人性基進與團體性基進的分際：過去在基進的人際與團體性的挫敗、問題及再思考，並關連到普遍性與特定性兩種不同傾向的知識分子特性(universal vs. specific intellectual)。三，基進的「歷史性與變化」如何理解？而基進的「團體性」如何演化與調整？如此，我們才能談到基進如何積累、如何延展的歷史性。

勞倫佐的油 有人把勞倫佐的油比喻為天主教的聖油 chrism, 我倒覺得勞倫佐的油是讓科技與 社會互動流暢的滑潤油，或說是一種STS機油吧。 看過 Steve Epstein 寫「愛滋療法運動」團體ACTUP的朋友，大概都知道，Epstein 把 這個療法運動的運動成員（非醫學出身，但卻利用自修及團體幫忙，學習了許多 愛滋病毒的相關醫學知識，並且主動提出、推動一些新療法來），用兩個概念來 描述：activist/expert or lay expert─在「科技渴望性別」一書中有論文翻譯。前者 或可稱為運動型專家，後者或可稱為常民專家。之前 study list 討論常民專家很多 ，不知是否就是Epstein 所說的這一種。 那麼，是否勞倫佐 (Lorenzo Odone) 的父母親（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語言學者： 奧登夫婦 the Odones: Augusto Odone, Michaela Odone），經過自修、主動串連研究 相關 ALD 、但卻彼此不識的醫師學者積極募款並召開世界第一個ALD工作坊、 用自己的還有朋友的小男孩來試用新藥，最後甚至寫論文、批評ALD患者 基金會、批評「醫學測試」的保守性、證明醫師曾說「奧登先生根本無法 看懂醫學報告」全錯，是否可以也稱為常民專家？ 在 ACTUP 團體中，我們看到常民專家群在醫學大樓前示威、最後加入愛滋 療法的醫學委員會中，並且改變了測試藥品的黃金律雙盲實驗。基於之前同志 運動網絡的ACTUP，是個共享知識、病患運動取向的團體，它們深入了醫學界 內部來進行影響。但是奧登夫婦，則幾乎是單打獨鬥、是圖書館中高貴而 孤獨的研讀者，他們無法深入醫學領域、沒有示威或訴諸媒體、甚至無法 影響ALD病患團體基金會（基金會主要的功能似乎在配合醫師、保存家庭與 婚姻的完整等，因為這些夫婦所生的男孩很可能會發生ALD致死的症狀）， 但他們透過自己建構起來的網絡，不理醫學界的標準測試程序，乾脆來製造 新藥，來拯救他們可愛的兒子勞倫佐。經過兩次的突破，一次夢中的靈光， 他們的聖油，終於把勞倫佐血液中的長鍵脂肪恢復正常。反之，ACTUP 卻似乎從未製造過新藥。總之，也許二者同樣是常民專家，但卻是非常 不同的訴求策略。 那個為科學、真實知識而服務的藥物測試程序，同樣地被ACT...

大家好，2012年是孔恩的《結構》（SSR）出版半個世紀五十年，2014臺灣的STM期刊出版了五十年專輯（由瑞麟和我合編），裡面有相當多的SSK與孔恩相關的論文。當然同時前後，許多國際期刊也出版了回顧性的小專輯討論，從SSS、HSNS (Historical Studies of Natural Science)、到我們的EASTS (vol.6.4-2012)等等，都出版了小專輯。但是在科學史、HPS的相關領域，這一兩年前後也出版了至少三本專書來回顧。他們有： Kuhn's SSR at fifty: reflections on a science classic , eds., R.Richards & L.Daston (2016) Integrating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problems and Prospects , eds., S.Mauskopf & T.Schmaltz (BSPS vol.263, 2012)（上封信我討論到相對主義的鬼魂，就是取材於這本書） Kuhn's SSR - fifty years on (2015) eds., Devlin & Bokulich, BSPS vol.311. 在這些新研究裡，我也只看了一部分，但大致得到了一點印象，分享三點如下。 一，孔恩在MIT、Princeton、哈佛等大學中的檔案，特別是MIT的，現在已經是許多新論文必須參考的材料。S.Fuller's Thomas Kuhn (2000)的大書，基本上沒有用到孔恩的檔案（只有哈佛檔案），而他在書中所認為的一個柯南(Conant)冷戰意識型態下的常態科學家孔恩的說法，近年來已經不斷地被一些新研究否定，如Forrester (2007)（見我在2014-STM專輯中的論文），又如 Reisch (2016，前面提的第一本專書)，即使 Fuller 自己不承認（見他 Kuhn vs. Fuller 2003 的小書序言，有台譯本）。總之，孔恩檔案在21世紀的問世，讓世人有更多機會研究他 SSR 一書非常多的新面向，畢竟該書太成功、太有名了。...

在STS的發展過程中，一般而言，對技術的STS研究，要晚於對科學的，所以技術研究的經典與重要論文，好像總是晚一點。而且也讓STS之外的早 年相關學者，能夠利用的機會也不多，例如Duke大學土木工程、還有歷史學的雙料教授，以研究工程的「失敗」而著名的 Henry Petroski。 臺灣的STS學者或同學，一般而言都不陌生如 Edward Tenner 這樣的科技與文史雙棲的學者，特別是他所寫的書 Our Own Devices (2003) （臺灣翻譯成「不只是發明」，時報2004），是個教學的好教材，而且 Tenner 也使用到一些STS技術研究，如Bijker的，還有醫學史如 Porter 的成果。但是對我個人而言，Petroski卻相對陌生，很多年前曾聽林登立、泉源等朋友特別稱讚 Petroski, 所以買了他的一些專書還有文集，看了一些，但從也不曾在教學上用到，而且當時也不清楚他的觀點和STS技術研究者如何彼此互動。倒是最近，我偶然看到臺灣 的翻譯書群中，竟然至少已經有六本 Petroski 的翻譯書了！「利器」 The Evolution of Useful Things , （時報 1997），「鉛筆」 The Pencil (1989), （時報1997），「書架」 The Book on the bookshelf , （藍黥 2000），「打造世界的工程師」 Remaking the World （新新聞 2001），「小處著手」 Small Things Considered , （時報 2004），然後是去年2014, 經濟新朝社終於翻譯了 Petroski 最早的成名之作「工程、設計、與人性」 To Engineer is Human (1982)。真令我大吃一驚。 如果這些書都是臺灣譯者翻譯（不是來自中國）的，那麼臺灣現在已經有這個一大塊翻譯書，與STS的技術研究頗為相關，而且一般大學生都可以很容易 上手讀的書，我們STS學界真應該好好利用一番。我不清楚，STS學界對 Petroski的翻譯書使用的程度如何？對Petroski 觀點的看法又如何？當然我聽說有STS朋友已經用了「鉛筆」來上研究所的...

「。。。路德教派的農民階層厭倦了被迫害、厭倦了挨餓、更厭倦了他們傲慢的皇帝，於是在春天起而反抗，他們橫掃奧地利地區，對自己屢戰皆捷興奮不 已。。。他們圍城持續了兩個月，林茲城毫無準備，很快就只能靠馬肉和蕁麻湯充飢。克卜勒的房子就在城牆上，他從自己的工作室就可以俯瞰壕溝裡和城 郊的激烈戰役。那些故事演員從這裡看來多麼渺小，但是他們噴出的血和外溢的內臟卻多麼逼真。他工作的時候（完成《世界的和諧》一書）都被死亡的氣 味包圍。一支分隊駐紮在他家裡。其中有些人他在印刷廠裡見過（註：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防守軍隊也駐紮在林茲的印刷廠裡，打亂了在忙亂中趕著要印刷「世界的和諧」的克卜勒，克卜勒氣得大罵那些軍人）。他以為孩子們會嚇到，但是他們似乎把這一切當成一場盛大的遊戲。某天早上，在一場激烈的衝突 發生時，孩子們進來告訴他，他床上有一個死掉的士兵。」（《克卜勒》2005 台譯本，時報出版，204頁，原書1981出版） 著名的小說家 John Banville 過去寫過至少三本科學史的小說： Dr. Copernicus ， Kepler ， 與 Newton Letters 。令我驚訝的是這三本書都有台譯本，都是時報出版社（「改變科學史的人」系列）出的，而且都是由翻 譯家李淑珺所翻譯。我最近看完了《克卜勒》、還有《牛頓書簡》二小說。在沒有對照原文的情況下，我覺得《克卜勒》十分精彩，與我瞭解的十七世紀初 年歐洲宗教戰中的慘況相當吻合，而且還有更多有趣的事（如他母親被看成巫婆而受審、他如何和傲慢又悽慘的弟谷周旋、和傲慢又遙遠的伽利略通信、他 是皇家數學家，但皇帝只對星占有興趣，欠了克卜勒很多薪水，而克卜勒後半生就到處向皇帝討債），而克卜勒就在其這個混亂與殘酷的時代中逃避宗教審 判的追捕、逃避太太對他永無止盡的抱怨、四處尋求支助與資金讓他寫書與出版書、終一生渾渾噩噩又如夢中出神般的工作。總之我強烈推薦此書。 但是 Banville 的《牛頓書簡》則很糟糕，大概不是翻譯的問題，而是原來的故事很荒唐，與牛頓沒有甚麼關係，而是個當代的牛頓學者到英國鄉間租房子，本來要努力寫牛頓書簡 的論文，但這個工作的意義卻連他自己也懷疑，同時又無意中掉入與鄉村房東太太的誘惑與戀情中，以致前後糾葛不清的故事。和我原來的預...

我在清大人社院的一些回憶－ 傅大為 老師訪談稿 訪談日期： 2013/12/06 訪談地點：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 傅 老師辦公室 訪談同學：張純芳（清華歷史所碩士、臺灣大學歷 史所 博士生） 張純芳：（以下簡稱張） 請問老師來到清華以前的經歷？ 傅大為：（以下簡稱傅） 我簡單的提一下好了。我也不曉得是什麼樣的原因，因為我原來是做科學哲學，然後也做科學史，那時科學哲學有一個取向，比較是歷史主義，所以我後來就轉向比較歷史主義的科學哲學。當時允晨出版社找了很多臺灣留學生，譯了一大批西方的經典名著，就找我跟程樹德翻譯孔恩 (Thomas Kuhn) 《科學革命的結構》。毛高文當校長時，清華想成立歷史所，毛高文認為歷史所裡面有科技史，似乎不錯。那時的教務長是我以前的老師李怡嚴，是物理學家，因為他知道的東西很多，對歷史也很有興趣。所以當時他們覺得說，如果成立歷史所，裡面要有一個科技史，但是科技史組要找誰呢？他們也不知道要找誰。可能我那時候翻譯《科學革命的結構》，就問我是不是能回清華。當時我在國外有參加一些學生運動，臺灣還在戒嚴，我可能被記上黑名單，擔心回去一下就被解聘，但他們回答說沒有問題。而我本身是哲學背景，對當時歷史學和哲學界之間在臺灣的情況，其實並不清楚。就問了一位美國的學長，他認為是沒有關係，因為歷史所剛成立，歷史和哲學可以互相交流什麼的，我也覺得有道理，所以就進了清華。 張： 在清華早期的授課經驗？如何從西方科學哲學轉為做中國科學史？ 傅： 我進去主要是要發展科技史嘛，但是我那個時候回去是晚一個學期，我是 1986 年春季班回去，歷史所是 1985 年秋季時成立。當時李亦園是院長代所長，後來 1986 年杜正勝來作所長，大概是一個這樣的情況。我剛到清華，科技史組只有我一個人，第一屆科技史組有兩個學生，都是歷史系畢業的。而我過去是做西洋科技史，特別是十七世紀歐洲科學史，為了要配合我原來科學哲學的主修。那兩個同學說她們只知道中國的，西方的那太麻煩了，她們也希望我開中國科學史的課。那我就說好吧，我也來開中國科學史的課，我們一起讀書好了。那時我剛好有一個朋友叫王道還，在中研院歷史所，他對於中國天文學史有一些看法，他寄一些文章給我，對於渾天說、蓋天說這些中國古代宇宙論，我覺得還蠻有趣的。兩位同學中有一...

書似青山總亂疊 退休之後的第一個大工作，就是要清空辦公室的書，然後得在家中騰出起碼等量的空間，把那些書移位到家中。但是當然，家中沒有這種空間。所以，家中的整個空間要大改造，並且，把家中還有辦公室的許多書轉送或丟掉，如此才能達成那個「移位」的工作。這也是個大工程，許要仔細與決心，畢竟，兩地許多的書當初也是花不少錢買而逐漸累積出來的。 我最近常在疑惑一事，就是我過去的辦公室、還有家中，哪來那麼多的書與文件呢？怎麼會整理出那麼多的文件與書籍？這些書，我估算一下，有的有三十多年以上的歷史，從在紐約努力影印的資料開始，它們如地質層般的逐漸沈澱與積累，而現在要轉移辦公室的書，那就如大地震，許多累積億萬年的多層地層，就會整個暴露出來（而當年高中大學時代在臺灣買的許多中文書，基本上都不見了，現在不知在哪裡，就姑且不論）。而我在家中、辦公室裡的整理、篩選、留或送或丟棄，是否就如一個地質學家或古生物學家一樣，在仔細檢查那些幽微的地層與化石？所以剛開始整理家中的書山時，看到地上一堆堆按分類的書，瑞琪會說古人云「書似青山總亂疊」，庶幾近之？ 當然，這個大整理，真的頗辛苦與勞累，還要把書東搬西搬，有時連腰都有點閃到，還特別去醫療器材店買護腰的帶子。不過，在整個過程中，也不禁有了些感想，有了些心得，在這裡寫幾點，算是記錄，也給朋友們參考。 一，我過去有哪些書，其實有些不記得了，所以我說像地層的積累，等要一本本檢驗時，常有一些驚訝。對，我記得是有這本書，有的當年還劃過重點。這個喚起的過程，讓我重新回顧我過去在閱讀書籍上的軌跡，也順便回顧及整理了我過去的心路歷程與夢想。那麼，這些過去逐漸消失的軌跡，我今天是否還要將他們拾回呢？但是從今年 65 歲起，我大約只有十五到二十年的研究生涯了，我需要做選擇。 二，哪些書是要送走（給圖書館或朋友或由學生挑選走）、要丟的？我決定，有些當年買的書，如果十年十五間都沒讀過的話，除非我特別喜愛，否則我也不期待未來的十五年還會閱讀它們，那就必須去之。另外，如果感到我未來十幾年大概不會再做某些類的研究的話，那麼那些書也可以去之（當然有時也會有之後的惋惜），除非某書我已看過大部份，則可留下。而如果有些書或文件，我知道有哪些朋友在作研究的，那還得有另外一個聯絡與寄送的程序，並不容易，但是讓這些書或文件有最好的去處，那就走...

懷念施寄青 2018 （此文首先於2018/Aug./09 發佈於 Daiwie Fu 的FB） 今年年初，不知不覺，施寄青施姐，過世 (2015 年一月 ) 有三年了。我最近卻有時想起過去的一件事。有一年施姐和我在台北某大飯店的咖啡廳談事情，但鄰座的一對男女卻似乎不合，男的對女的很兇，說話大聲，而女的就只好低頭噤聲。我聽到時，沒做什麼，只能忍耐，但這是施姐卻冷然對那男人責難說「對女人那麼兇做什麼？」，那似乎是個大漢的男人，沒說什麼，只能低頭帶著那女人，無趣的離開了。離開之後，施姐就回頭接著我們之前所談到的地方，繼續談下去。這就是我過去認識二三十年的施寄青。我有時候會想，如果在類似的情境下，但只有我在，那我能做什麼？ 三年多前，聽到施姐的過世，在我日常的忙碌作息中，一時很難適應，也不知能做些什麼，去了施姐的家祭悼念，也去了施姐的兒子們還有她婦運的朋友們為她舉辦的一個盛大的追思會，驚訝於有那麼多我不知道施姐的過去，但當時我卻沒有說什麼話。再想到她過世前不久，施姐找了我和卓穎在台北京站吃飯，她帶了一堆與通靈有關的書給我和卓穎。一如平常，她說了很多，也和卓穎有了些比較直率的對話，然後晚上就回南庄去了，之後我把她送的一本小說《千手觀音》（李念祖著）拿起來讀，其實頗為引人，但沒有看完，日子就這樣的過去了，中間還間隔了施姐的過世。直到今年年初，我和施姐過去的一些交往回憶開始悄悄回來，我對自己說，寫一篇文字來懷念施寄青的時間大概到了。 大約在 1991 年左右，我在「自立早報」寫了一短篇「走過 32 版的婚姻」，對施姐極度成功的《走過婚姻》 (1989) 一書寫了點評論與感想。我大約在那個時候開始注意到性別研究與台灣各種的性別相關議題，而施姐大約也在那個時候知道有我這樣的一個人。因為出版事業十分成功，而施姐又辯才無礙，所以那時她也常在許多大學中做演講，我那時大概是在交大首先看到施姐演講的風采，整個講場坐滿了人，記憶猶新。在當年，大概台灣還很少人能夠對傳統中國文化基本制度之一的婚姻及其問題，做這麼深入的討論，並且還帶著透徹的個人見證。 在那之前，我自己的婚姻也出現危機，在那個至今想來仍相當驚人的過程中，作為一個父權社會中的傳統既得利益者如我，才逐漸瞭解到性別這個既切身又寬廣的領域，我才開始閱讀一些關於婚姻與性別的書籍，也是企圖解決我自己...